【找回有力量有格調的風景描寫】

　　作者：張學昕（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多年以來，我們在閱讀中外文學作品尤其是十八九世紀外國作家和一些當代中國作家的作品時，其中豐饒的景物描寫曾令我們無限著迷和陶醉。一大批風景書寫的巧匠，都將風景視為自己敘事不可或缺的美學元素，以極具個人風格的筆力，構筑出一道道令人駐足流連的風景線。我們沉浸在文學的“風景”中，欣賞、感悟、慨嘆自然之美、描摹之力，窺見時代、生活和人性的繽紛投影，體會一個時代現(xiàn)實的風云際會。進而把握其精魂、抵達“景深”，傾心完成風景書寫的“二次成像”，構筑起將集體記憶和個人體驗融為一體的“心靈景觀”。在這里，與其將風景書寫視為審美需求，毋寧說是靈魂出發(fā)與回歸的必經(jīng)之路。尤其是，在多元、喧囂、躁動的時代，我們更渴望擁有“能夠看得見風景的房間”?，F(xiàn)在，我們四顧尋找，當下的“風景”在哪里？除個別作家仍在堅守風景的初心，更多的寫作者則有意無意地與風景“擦肩而過”或是“失之交臂”，靜物、動態(tài)描述的景物，常常被生動誘人的故事、人物的對話或情節(jié)所湮沒，一些以往擅寫風景的作家甚至放棄風景描寫，完全將敘述交付給內心。

　　那么，我們是否可以作出這樣一種判斷，風景書寫的被淡化、被冷落，已成為當下文學敘事的一種現(xiàn)象？這種現(xiàn)象的背后，隱含著多少寫作發(fā)生學的信息？風景究竟是什么？它在敘事性文本中占據(jù)著怎樣的位置？近年來的“非風景”轉向究竟因何而起？風景的缺失，給審美、敘事帶來了怎樣的影響？當下，我們應該呼喚怎樣的文學風景？這些問題非常值得關注和反思。對于文學敘述中“風景”的“考古”及其重新評價，關乎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生態(tài)，也應該成為考量當代文學的重要維度。

　　作家書寫風景的過程，即與自然相擁和交融的過程

　　風景究竟是什么？對這個概念的界定，是對一系列問題思考的邏輯起點。這里探討的“風景”，顯然不包含在“生態(tài)文學”“自然文學”類型的范疇里，而是小說敘事中的細部元素即作為修辭的問題。它是一個綜合性的概念，是景色、背景、環(huán)境及空間指涉的狀態(tài)，是人為加工、記錄和描繪疊加起來的人文景觀及其獨特存在。其中，人與風景同為敘事的主角，風景收錄于人的眼中也投影到人的心靈底片，成為主體情感與精神的鏡像。作家書寫風景的過程，是與自然相擁、交融，實現(xiàn)敘述本體意義重構的過程，當然，也是在自然中發(fā)現(xiàn)自我、認知自我、確認自我甚至是凈化自我、升華自我的過程。風景修辭是作家靈魂的勘探儀，發(fā)現(xiàn)了怎樣的風景、如何呈現(xiàn)風景、表現(xiàn)出與風景怎樣的膠著度，是闡釋作家精神向度和人文情懷的重要參照物。風景修辭同時也是我們觸摸作家的心靈脈搏，與其完成靈魂共舞的詩學路徑。當我們與作家及其筆下的人物在這條小徑相逢、相擁時，風景修辭便可能達到審美至境。在任何時代，風景都是文學文本中無可替代的敘事要素，風景修辭的“流失”，不僅意味著敘事的缺憾，同時也是人類放逐自然、走向孤獨、失去精神和靈魂伴侶的危途。

　　當更多的作家漸漸略過“風景”的驛站，而將敘事框定在“人”的單一維度時，我們還是有幸能夠沉浸到賈平凹、阿來、遲子建、張煒等當代作家的風景世界里，體味各異的修辭風格，感悟獨特的“景語”，傾聽深處的“情語”，并在與之共情中感動、凈化，讓自己的內心在自然的“畫語”中沉靜下來、柔軟起來，獲得對于自我、地域、時代、社會乃至宇宙的重新認知。這些對風景書寫特別傾心甚至是癡情的作家，文本中都有對風景的精彩呈現(xiàn)。賈平凹執(zhí)著于秦嶺的自然風光，形成濃郁的西北地域性特征；酷愛植物的阿來，以大量的山川草木、花鳥蟲魚細描，彰顯出藏地風光和地貌，成為“邊地書、博物志與史詩”的文學符號；遲子建筆下大東北的北國風貌盡顯無遺，勾勒出北方歷史、現(xiàn)實和人性的“生死場”。

　　這些帶有濃郁地域色彩的一幅幅風景制作，是作家們持續(xù)細描、深描的文化身份認同的外化與表征。他們將自己心中的“原風景”，以敘事的初心與力量升華為文學的“元風景”，作為地域精神、文化結構的象喻，并超越于地域之上，完成對時代、社會及人與自然關系的深度思考。他們筆下那些自然的景象、風景，充滿了動感、迫切感，沉實而厚重，真切而實在，與作家的情感一起構成獨特的生命體驗和呈現(xiàn)。從本質上說，這些作家的內心，或許都深藏著那種回歸自然、回歸傳統(tǒng)、“天人合一”的審美理念。他們筆下流淌的是生活流、自然流，建構、返歸的是生活原生態(tài)。在他們心中，都駐扎著一個“返鄉(xiāng)人”，渴望返歸自然之鄉(xiāng)，返歸到純正、本然的風景時代，回歸到天地人自在、和諧的理想谷。那里，才是他們的精神原鄉(xiāng)，是他們心中最美的風景圣地。

　　作家在處理景物與敘事主旨、人物、情節(jié)關系時，在小說敘事學和審美策略層面都有諸多考慮。顯然，這是審美的自覺。風景敘事問題的后面，必然隱逸著它與時代社會的密切關系。盡管現(xiàn)在我們關注人文的風景要多于自然的風景，也關注“內宇宙”和“外宇宙”之間的隱秘聯(lián)系和張力生成，卻缺乏必要的深度開掘。即人的精神世界和感情體驗，特別需要作家進一步衍生出人與環(huán)境之間可能產(chǎn)生的多義性、隱喻性。當然，這也是與當代文學表現(xiàn)更加深沉復雜的人類情感、人性要求相吻合的話語機制。

　　美妙的風景描寫讓我們感受到人與大地、陽光、空氣的融合

　　人們對文學作品的沉浸和文學閱讀本身的享受，無論是風景的“自然人化”，還是“人物已然是自然”的一部分，風景因素并存于閱讀主體和文本之間，隱隱地生發(fā)出熠熠生輝的光澤。風景，儼然成為敘事中至關重要、生生不息的詩學力量。

　　然而，為什么風景修辭卻逐漸淡出當下諸多作家的觀照視野，被遺忘在敘事的角落？這背后深層的原因是什么？

　　從寫作發(fā)生學角度分析，這是由于作家文學敘事根基的遷移和松動。前面提到的幾位堅守風景敘事初心的當代作家，是有著某種相似的故土情結的，他們的生命之樹、文學之樹深深扎根在故鄉(xiāng)的大地之上。賈平凹離不開他的故土秦嶺，阿來一次次踏上他的藏地阿壩馬爾康之旅尋找大地的階梯，遲子建守住了她的黑土地?？梢哉f，如果沒有心中的鄉(xiāng)土風景和筆下的風景修辭，也就沒有作家的敘事調性、詩意氛圍和諸多關于生命本質的掘進，他們也絕不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賈平凹、阿來和遲子建。

　　有些作家，如余華、格非很早就離開故鄉(xiāng)，定居于遠離自然的都市。尤其是曾經(jīng)的“先鋒”經(jīng)歷，讓他們更多追求現(xiàn)代性敘事技巧，關注人性及其心理深層的逼仄與隱秘，致力于內心的風景的描摹和挖掘，而剝離了互為鏡像的內外風景的“連體”肌理，讓彼此都成為獨特的存在?？梢钥吹?，當代人正與大自然漸行漸遠，更多的人在疏離外部世界，急于回到內心。

　　這讓我想起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現(xiàn)“向內轉”的文學理論思潮，呼吁文學敘事要重視“內宇宙”。作家創(chuàng)作曾經(jīng)一度受到這種理論的深刻影響，類似“心理現(xiàn)實主義”“意識流”“哲理小說”的作品大量出現(xiàn)。即使文學作品里有風景描寫，卻也僅僅成為“小擺設”，很難與人的心境達成對視與默契。可以說，這股“向內轉”潮流的余波延續(xù)至今，多數(shù)作家“離開”風景的時間已經(jīng)太久。從接受的角度來看，由于當代傳媒對讀者閱讀耐心的“掠奪”和覆蓋，影響以至改變著讀者的閱讀習慣，使其逐漸失去閱讀的耐心而追逐閱讀的快餐化。讀者群對傳統(tǒng)敘事方式和樣態(tài)的放棄，不僅意味著閱讀方式的改變，而且很有可能從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作家的寫作選擇。

　　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世界文學大師所處的時代，可以說是“風景的時代”，是“慢風景”的時代。而我們當代社會生活過快的節(jié)奏，包括現(xiàn)代性、現(xiàn)代化進程的推進，都潛在地侵蝕、打破人內心的寧靜，改變著人與時間、空間的平衡關系。人們更加專注、聚焦內心的事物，雖然居于“看得見風景的房間”，卻無暇眷顧周遭萬物有靈的環(huán)境，漸漸失去擁抱自然的樂趣和融會環(huán)境的能力。而對于風景的書寫來說，就是要重構人與世界的深層聯(lián)系，重繪人文和自然的生態(tài)，重建敘事的生機。由此，作家內心略顯逼仄的意緒，才可能慢慢被自然風景的那種美與純真所銷蝕、融化。我們在閱讀有風景修辭的作品時，之所以會產(chǎn)生特別的感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作家們描摹了足以令人震撼、感動甚至是凈化內心的美妙風景，讓我們感受到人與大地、陽光、空氣的融合。它充滿神性，讓我們在感官的互聯(lián)中傾聽大地的心跳和陽光的私語。由此，作家和讀者都成為自然之子，體悟到風景與敘述情境之間的神奇聯(lián)系。同時，我們也能感受到景物描寫對文本的推動力量，對故事、人物所產(chǎn)生的中和作用和價值。換言之，我們的時代需要能夠真正切入現(xiàn)實、歷史、人生及其命運的風景，需要書寫出那些能觸摸到時代氣息的“大風景”，聯(lián)通人與自然、人與生活世界的感人至深的心靈通道。以此，來打開我們的想象，發(fā)現(xiàn)并呈現(xiàn)世界的美好。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文化自覺與新世紀中國文學寫作發(fā)生研究”〔19BZW154〕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