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放棄《盲山》電影版權”而廣受關注

　　導演李楊：不想用電影去販賣黑暗、落后和苦難

　　15年前拍攝的電影《盲山》不久前再次出現在大眾視野，該片導演李楊因“放棄《盲山》電影版權”而受到廣泛關注。5月的一天，李楊導演接受了北京青年報記者的獨家專訪，李楊坦言，他一直在做電影、寫劇本的路上，始終在看見、在思考、在表達。

　　李楊自言是悲觀的樂觀主義者，在他看來，人生短暫，行動最重要。這段時間徜徉在川藏線神奇的山水之間，他更深切地體會到與大自然相比，人類渺小到無法形容。此番疫情之下的行走尤其令他感慨，“人一定要尊重大自然，不然定會遭到自然法則的懲罰，古今中外無一例外”。

　　哪怕我不拍《盲山》，也應該關注

　　為打擊拐賣婦女做點貢獻

　　北青報：大家轉發(fā)電影《盲山》的時候，您很快宣布說不追究版權問題，希望讓更多人看到這部電影，為什么做這個決定？您因為這個事“火”了，覺得意外嗎？

　　李楊：我當時的想法很簡單，我就想通過不追究版權這個行動，希望能幫助有類似被拐賣經歷的人，使她們獲得解救，或者能使她們的生活獲得改善。其實15年前我拍《盲山》的目的，也是希望幫助這些人，希望社會上拐賣婦女的犯罪行為能夠消失。

　　作為一個人，哪怕我不拍《盲山》，也應該關注拐賣婦女，為打擊拐賣婦女做點貢獻?，F在好像一說貢獻，人們老覺得是個宏大的口號，或者得做出多么大的事才叫貢獻，實際上所有的貢獻都是由一個一個人做的，是一件一件小事匯聚成的，比如遇到拐賣婦女這種事，哪怕一個人做出不沉默的表態(tài)，都可能會改變一個家庭或者一些人的命運。

　　我沒有想到《盲山》會引起這么大轟動，我碰到很多人，都跟我說看了電影之后想起自己小時候有過這種瞬間的被騙經歷，比如有陌生人給她吃的喝的，以前沒意識到是拐賣，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很危險很害怕。從這點來說，我又覺得這個“轟動”是在我的希望之中。我希望這個事能引起轟動，而不是說我這個人引起轟動。我希望能夠杜絕此類犯罪，幫助、保護那些被拐賣的婦女，讓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人不再有恐懼。

　　北青報：有一些90后、00后年輕觀眾，他們留言說才知道有這么一個導演，覺得您以前的電影真挺了不起的?？吹竭@些反饋，您有沒有感到有點意外之喜？

　　李楊：得到更多的人認識，特別是被年輕人關注到，對我來說當然是件高興的事，因為從中能看到一種希望。我為什么在《盲山》里設計了一個叫李青山的小孩？人們常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在電影里特意讓這個孩子保持了人性純潔美好的一面，他的一個很小的動作，就使白雪梅有了被解救的希望。其實這也是我通過這個電影對生活寄予的一些希望和期盼。

　　被再次關注到，對我個人來說沒有覺得很意外，畢竟我從事的工作涉及公眾面，沒準兒什么時候就會因為某種事情讓大眾關注到。我認為這是正常的，我不覺得意外，也不會有什么驚喜。

　　在我生命的底色里，刻著苦難的記憶

　　因此對電影似乎天生有種使命感

　　北青報：您好像一直對電影之外的東西都挺淡然的。

　　李楊： 這可能和我成長過程中的家庭巨變有關，經過大起大落，可能我就寵辱不驚了吧。我1959年生人，生長在明星家庭里，有個很美好的童年。我母親很早就參加地下黨的劇團演出，她在東北小有名氣。我父親在“文革”前主演過兩部電影，那時候他已經是明星了。我小時候生活在西安，60年代初西安有一條路叫文藝路，那里集中了京劇團、歌舞劇團、文工團、戲曲劇團、話劇團等六七個文藝單位。我的同學大部分是藝術大院的孩子，我們從小一起玩，玩過家家就是模仿大人們在舞臺上排練話劇，我在這種氛圍里長大。

　　1968年父親被打倒了，停發(fā)工資，關進“牛棚”。那時候要求我母親和他劃清界限，但是我母親沒那么做，她對我父親不離不棄，我一直覺得我母親很偉大。

　　我13歲時，父親去世了，家里一下子從富裕變得貧困，我們這種戴著“黑五類”“狗崽子”大帽子的人，上學、工作都很難，可我必須要為母親分擔，我很早就出去掙錢養(yǎng)家了，切身感受到人性里的各種險惡，可以說在我生命的底色里，刻著苦難的記憶。

　　也因此，我對電影似乎天生有種使命感。

　　北青報：為了完成電影夢想，您經歷了很多事，比如成為國家話劇院演員、考上北京廣播學院，又退學去德國留學，您覺得出國后最大的收獲是什么，其間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李楊：最大的收獲就是打開了我的思維定式，意識到認識世界不僅僅有一種方法。我現在常想一個問題，做文化的核心其實比的不是技術，也不是用詞多么華麗，而是認識世界、認識人性、認識社會現實的深刻程度。這個思維方式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對我來說很重要，而這些恰恰并不是課本教的。

　　我印象很深，第一次回國時，我跑到最貴的商店想給我媽買禮品，想買最貴的名牌，但是那個售貨員不經意地說：“最適合的就是最好的”，我覺得這句話特別有哲學意味，商場里的這種利他主義，以及她的人生態(tài)度讓我醍醐灌頂，甚至改變了我的價值觀，我甚至想我到德國來要學什么？以前覺得要上最好的大學，進最好的專業(yè)，跟最好的導師，現在我覺得我要找到最合適我的專業(yè)。

　　所以后來我換了四個學校，比如柏林大學已經非常好了，我又跑到別的學校，因為我要找到自己最對的東西。我考慕尼黑電影學院時，因為超過30歲的年齡線，所以不允許我參加考試，幸運的是，我去考科隆電影學院，他們看了我拍攝的作品說沒問題，讓我覺得30多歲的人也可以有新的機會，很是感念。

　　我印象比較深的就是學習方法，那些教授不告訴你什么是對錯，對和錯是要自己去悟。上課時，我們可以反駁他，他也不會覺得我是教授、是系主任，我就是對的就是牛的。學生解讀出自己的東西要靠思考，而不是靠灌輸，我覺得這種“無為”的做法，對學生、對藝術是一個呵護。

　　哪怕再辛苦也堅守著拍電影的夢想

　　能用錢去實現自己的夢想，值了

　　北青報：回頭看您自己走的路后悔過嗎？您又是如何一次次突破人生低谷的？

　　李楊：從來沒有后悔過，一絲一毫都沒有，因為我不僅僅是為了學電影，更是去了解這個世界。

　　那時很年輕，所謂無知者無畏。我出去之前根本不了解真正的國外是什么樣，到了國外以后，發(fā)現很多東西跟我們電影里看到的都不一樣。剛開始整個人是蒙圈的，根本找不到北。而且最大的問題是你根本進不到人家的文化圈和生活圈，這個跟你有多少錢無關，文化的差異會帶來巨大的失落。即便今天，這種文化的碰撞也是很多留學生都會遇到的問題，只不過有人適應快一點，有人適應慢一點。

　　剛開始，我覺得雖然付出了很多代價，但畢竟在那個年代看見了世界的樣子，我是值得的。1990年我探親再回去，心態(tài)就不太一樣了，我潛下心來融入當地社會，去了解他們的文化。那時候我打工就是為了要去實現自己的電影夢想，我所有的紀錄片都是自己出錢拍，其實就是想要突圍，哪怕再辛苦我也一直堅守著自己拍電影的夢想。

　　1991年我去云南拍了反映摩梭人生活和文化的紀錄片《婦女王國》，后來在德國電視臺一個著名的婦女欄目播出。我拿著這部紀錄片去報考赫赫有名的科隆影視傳媒學院，讀研究生，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

　　我28歲到德國，在德國待了將近15年，2000年底回來的時候已經40歲出頭。我其實早就決定回國了，但40多歲才回來，就是為了要從經濟上、思想上做好準備。1996年我碩士畢業(yè)之后，第一想法就是回國進電影廠，但回國后，我看到幾乎每個電影制片廠都在賣地賺錢養(yǎng)活職工，后來聽說國內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獨立拍電影，我覺得能用錢去實現自己的夢想，值了。

　　為了多準備些資金，我立刻飛回德國悶頭賺錢。那時我就暗下決心，三年后必須回國拍電影。

　　和劉慶邦老師在小飯館簽下了改編版權

　　之后拍了一鳴驚人的《盲井》

　　北青報：您回國就遇到黃建新導演，不久之后拍了處女作《盲井》，拿了一堆大獎，包括第5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jié)最高藝術貢獻銀熊獎，這個經歷真的難得。

　　李楊：2000年，我接到黃建新導演的來信，說他要拍一部新片，問我愿不愿意回國做他的副導演。我毫不猶豫地立刻飛回北京，給黃建新導演當選角副導演，從籌備開始一直干到后期。我非常感謝黃建新導演給了我在劇組實踐的機會，這些經驗對于我后來拍《盲井》，有非常大的幫助。

　　當我了解到中國出來一些低成本獨立電影，我當時就覺得我也可以自己來拍。剛開始我拍電影很多人不理解，說明明不掙錢，還為啥自己花錢？很多人都勸我別投了。其實我對財富的觀念向來覺得錢要花到自己喜歡的事上。直到現在，我也覺得我就愛電影，我喜歡它我就花在它身上，所以就不焦慮。如果說拍電影是為了賺錢，變成一個投資項目，不賺錢不就焦慮了嗎？而且重要的一點，《盲井》是我自己喜愛的題材，自己喜歡的自己不投，再等著別人投，那不是一輩子做不出來嗎？

　　北青報：是不是因為您這種純粹、執(zhí)著，才比較順利地拿到小說《神木》的版權，后來拍攝了《盲井》，當時具體經過是怎樣的？

　　李楊：2000年初，我租住在麥子店附近，在朝陽區(qū)圖書館辦了一張借書證，沒事就騎著自行車去那里看書、看雜志，想找一部適合的小說改編。后來我大學同學胡小葉給我提供了一個線索，他說你可以看看一部寫煤礦生活的中篇小說《神木》。我在2000年3月號的《十月》雜志上翻找到了這部小說，連著讀了好幾遍，覺得淘到了一個寶。小說里對人性的善惡、掙扎，對金錢與道德的描寫，深深打動了我，這也是我想通過電影表達的東西。我心里說，就是它了，就決定立刻買下《神木》的影視改編權。

　　我第一次跟小說作者劉慶邦老師見面，就在書包里帶了錢、合同，合同上的姓名我都打印好了，就是數字沒填。我記得我們找了一家小飯館，要了一盤煮花生米，一盤拍黃瓜，一盤涼拌豆腐絲和兩瓶冰鎮(zhèn)啤酒。一見面我就說了我的經歷，很真誠地表示我一定要做這個事。劉慶邦挺贊賞，但他也跟我說有人把這個小說拿給別人看，別人都覺得拍電影肯定是拉不到贊助，賺不到錢。我也實話實說，我說我看上了這個故事，但我是個學生，準備用在德國打拼攢的錢來拍這部電影，我有信心把它拍好。劉老師非常友善，他改編費要得很合理，我們當場就簽了合同，買下了改編權，我們還舉杯慶賀合作成功。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北青報：您拍“盲”系列時，對“盲”解讀為“視而不見為盲”，您為什么要拍這個系列？

　　李楊：當初我決定回來時就清楚地意識到，骨子里支撐我的仍然是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和傳統(tǒng)。我想拍電影、想當導演當編劇的話，最理想的地方就是中國。因為這里有我的根，有我熟悉的人。我那時候已經在德國之聲工作了，做播音員，做主持，條件挺好的。但是我不能說我因為愛國就回來，那太虛偽，太假了。實實在在是因為生我養(yǎng)我的地方才有我文化的根，我只有做自己文化的東西才最得心應手。

　　對我來說，愛一個人才會希望他好，愛一個家才會想辦法讓它美好，沒有人花大筆錢把別人家去裝修一遍，對不對？所以我一直以來都希望自己的家好，自己生活的地方也好。因為這個家是自己家，家里有些不好的角落，我才不會裝看不見，才會想辦法給它打掃干凈。關心這個國家才希望這個國家好，這是人性里根兒上的東西。

　　北青報：有人說看李楊的電影感到窒息；也有人說，李楊骨子里是一個很有社會責任感的人。

　　李楊：拍電影這么多年，可以說我經歷過太多不為人知的艱辛。我不想用電影去販賣黑暗、落后和苦難。我要講的是人的故事，通過人的故事，展現真實的現實，展現人們的欲望與煩惱，人性的善與惡、糾結與掙扎、多面與復雜。我覺得除了實現電影夢之外，還要肩負起一種責任和義務。我希望用電影的形式盡量真實地把現實和人們的生存狀態(tài)反映出來，進而記錄下這個時代的故事。

　　我希望通過揭露、批判當今社會中的某些陰暗和人性中的丑惡、貪婪、自私、兇殘，來彰顯人性中善良仁愛的光芒，以及社會中光明溫暖的一面，套用我的好友、已故詩人顧城的一句詩：“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最近我不止一遍地看了《楚門的世界》，感慨良多。什么是真實的世界？我們要不要冒險去追求真相？我覺得這是個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

　　希望能做出來一部中國的《辛德勒名單》

　　對未來抱有希望，這也是我做事的動力

　　北青報：您平時在生活中是什么狀態(tài)？

　　李楊：我基本上就是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我是一個行動派，我覺得必須要行動，夢想是由行動實現的。比如我上大學是行動，出國還是行動，那時候出國必須要工作五年之后才批準，我就退學、辭職。人生短暫，我覺得行動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能做就趕快做，比如在修改《盲道》期間，我就想不如拿起筆梳理一下自己的電影生涯，也算寫了人生中第一本書《一意孤行：李楊自述》。

　　過了60歲以后，我尤其感覺時間越來越少，那就抓緊時間做點事，能抓緊時間玩就去玩一下，總之是不浪費時間。此外，我母親癱瘓的七年間，我更多地要盡一個兒子的責任。去年我母親走了，母親去世以后，我覺得生命蠻脆弱的，如果很多事沒做的話，就只能遺憾了，所以平時自己想吃什么就吃點，能出去旅游就出去走走。

　　北青報：您目前在做什么？未來的創(chuàng)作方向會有變化嗎？

　　李楊：我之前拍的電影《不服》已經拿到龍標，我還寫了一個劇本叫《墻內的戰(zhàn)爭》，是關于家暴的劇，也拿到拍攝許可證了，但是疫情之下大家都沒什么意愿投電影。雖然現在不時會覺得無所適從，但我還挺崇尚猶太人的一句諺語，“吃到肚子里的飯是別人拿不走的，讀到腦子里的書是別人拿不走的”，所以我就還好，萬事不求人，但可以求己。

　　未來的創(chuàng)作方向肯定會有一些改變，有很多現實主義題材能引起我心靈的震撼，但也有現實的難題，比如投資等等。我對歷史也蠻感興趣的，正在寫一個關于南京大屠殺題材的電影劇本。我原來拍過南京大屠殺的紀錄片，去年我把這部紀錄片捐給了一個民間抗戰(zhàn)博物館，在那里看到很多東西，當時就決定寫一個劇本。把真實史料變成有血有肉的人的故事，比較難的就是細節(jié)，需要查閱大量的資料?，F在劇本第一稿已經寫出來了，還在修改。目前的創(chuàng)作階段我只負責把這個故事寫好，講得動人。

　　我個人覺得，中國還沒有像《辛德勒名單》《鋼琴家》這樣反映中國抗日戰(zhàn)爭的電影。我希望我能做出來，并且有信心做下去。對未來抱有希望，這也是我做事的動力。

　　文/本報記者 李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