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儒會通”的歷史經(jīng)驗對文明交流互鑒有何啟示?
2019年5月,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指出,“從歷史上的佛教東傳、‘伊儒會通’,到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再到改革開放以來全方位對外開放,中華文明始終在兼收并蓄中歷久彌新?!?/p>
“伊儒會通”是文明互鑒的典范,也是伊斯蘭教中國化的具體實踐,它增進了各民族群眾的文化認同?!耙寥鍟ā睂ξ拿骰ヨb有何意義?近日,“道中華”專訪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楊桂萍,就此進行了解讀。
記者:什么是“伊儒會通”?如何正確理解“伊儒會通”的概念?
楊桂萍:“伊儒會通”是指發(fā)生于明清之際延續(xù)至民國初期中國穆斯林先賢的文化自覺活動,他們整合伊斯蘭文化與中華文化的豐富資源,以漢語為母語、以儒學概念、術語和范疇構建中國伊斯蘭教思想體系,體現(xiàn)了中華文化的“多元通和”精神。
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發(fā)展過程,實際上是尋求與以儒家為代表的中華文化認同的過程。明朝中后期,伊斯蘭教經(jīng)堂教育迅速發(fā)展起來,努力將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進行對接,并取得很大成績。
在山東、江蘇及云南等地,王岱輿、劉智、馬注、馬德新等學者著書立說,他們用漢語介紹伊斯蘭教的教義、教規(guī)、禮俗、哲理,積極尋求伊斯蘭教與官方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儒家文化相通的部分,以便得到主流社會和主流文化的認可。他們一方面用儒家思想闡釋伊斯蘭教的信仰和功修;另一方面又把伊斯蘭教的信仰功修與儒家的綱常倫理相契合,從理論上闡明伊斯蘭教與儒家的相通之處。
記者: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為何能匯通?
楊桂萍:王岱輿、劉智、馬注、馬德新等先輩學者準確把握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在世界觀、人生觀及認識領域的差異與互補,主動促進兩種文化互鑒融通,并掀起了“以儒詮經(jīng)”運動,援用儒家理學的核心概念漢譯伊斯蘭典籍。他們基本把握了儒家文化重視現(xiàn)實人生、重視人倫道德的主旨,積極認同儒家主流思想。他們所建構的本土伊斯蘭教的思想體系將“天道五功”與“人道五典”的倫理思想相結(jié)合,為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的溝通架起了橋梁。
值得一提的是伊斯蘭教著名學者馬德新(1794—1874年),他繼承先輩學者的思想,將對自身文化的反思及對儒家思想的總體認識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清楚地看到儒家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的共性、互相認同的可能性,闡釋了天道與人道的關系。他說,“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各有所長,各有不可偏廢的一面,認為二者可相資為用?!?/p>
記者:“天道”與“人道”有哪些共性,伊斯蘭文化和儒家文化又是如何就此實現(xiàn)交流和相通的?
楊桂萍:馬德新認為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在各有側(cè)重的同時,還充分肯定它們有相通之處。
儒家主流派不否定宗教,把發(fā)揮宗教的社會功能和情感功能作為圣人教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儒家典籍不諱言“天”的地位,統(tǒng)治者一直保留著宗教祭祀典制與活動,以發(fā)揮神道的道德教化功能。儒家在積極關注社會人生的同時,并不否定“天道”或“天命”。儒家所說的“天道”,多指人類價值的最高源頭。
在早期,“天神”源于初民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而成為至上神,被認為能夠主宰自然、人類以及社會的命運?!疤烀背31焕斫鉃樘焐?、上帝的意志或命令。
夏、商、周三代以后,天、天命的神學色彩日益淡化,天命被理解為不可抗拒的外在力量??鬃铀f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子夏所說的“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以及孟子所說的“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均為“天命”之意。
《易傳·序卦》更進一步說明天道如何是人之價值源頭:“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措”。宋以后,理學家多以“天理”詮釋“天命”,天命即理,理即義,人之善性源于天理?!?/p>
顯然,儒家主流關注人道,神學色彩非常淡薄??鬃訉砩翊娑徽摚徽勄笆琅c死后之事,為儒家主流思想奠定了方向。儒家雖不熱衷于宗教,但主張適當保留宗教,而且把神道看成人道的繼續(xù)和組成部分。
人倫的核心內(nèi)容涉及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君臣等人與人的關系,但人倫關系的基礎源于天、天道。因此在儒家文化中,人道與天道不僅不是對立的,而且在根本上就是統(tǒng)一的。
馬德新等經(jīng)學大師從語義學上解釋天道與人道,求得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相一致,進而在理念的鋪衍中以“同”作為重點,促進二者的交流。
記者:“伊儒會通”的歷史經(jīng)驗對當今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鑒有何意義?
楊桂萍:中華文化素來具有很強的包容性,求同存異、兼容并蓄,中國宗教也有和諧共生的傳統(tǒng)。千百年來,儒家文化與伊斯蘭文化和諧與共,是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典范。尊重多元、理解差異、和諧與共的寶貴經(jīng)驗,對當代世界不同文明間平等對話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伊斯蘭教中國化進程中,堅持與儒家思想不斷交融并形成獨具特色的中國伊斯蘭教。生活在中華大地、熱愛中華文化的中國穆斯林修建具有中國傳統(tǒng)建筑特色和裝飾風格的清真寺,創(chuàng)辦融私塾教育與寺院教育于一體的經(jīng)堂教育。他們堅持伊斯蘭教義教理,同時“遵中國之禮、引孔孟之章,守性命之學”,用儒家的“仁義禮智信”解釋伊斯蘭的“念禮齋課朝”。
就宗教而言,西方制度化的宗教與中國非制度性的宗教存在差異,西方的宗教自由與中國的信仰自由亦有不同。用西方宗教概念或范式評判中國宗教,難免帶有西方意識形態(tài)色彩。歷史上,中國政教關系體現(xiàn)為政主教從,教權不凌駕于政權之上,宗教與主流價值觀保持一致,發(fā)揮社會教化功能。宗教界愛國守法,政府保護宗教界的合法權益。明清時期很多清真寺的萬歲牌,是宗教界愛國愛教的體現(xiàn)。
中國伊斯蘭教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穆斯林用東方智慧理解、詮釋、表達自己的信仰。東方智慧超越啟示與理性、存在與思維、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二元對立,強調(diào)包容、和融、和諧共存;強調(diào)天與人、自然與社會、東方與西方的互補關系;倡導中道、理性、寬容;鼓勵多元、合作、和平;反對分裂、對抗、暴力。這些思想和實踐都在不同程度上促進了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鑒,對當今世界的交往交流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受訪者簡介:
楊桂萍,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教授,中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理論研究會理事、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理事、中國—阿拉伯友好協(xié)會理事、中國宗教學會理事。
監(jiān)制 | 楊新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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