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學大家談·堅守中華文化立場】

　　做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古典文學研究

　　光明日報記者 劉劍 光明日報通訊員 于靜 范麗君

　　受訪人：北京語言大學教授 方銘 深圳大學教授 郭杰 山西大學教授 劉毓慶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在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體系應當怎樣建設，應當如何應對與現(xiàn)當代文學、外國文學研究體系的“磨合”，摸索出適合于當代、適合于中國古典文學本身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是擺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面前的重要問題之一。而做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古典文學研究則是構建中國古典文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的題中應有之義。

　　　一

　　記者：2015年6月25日，本版曾刊發(fā)過《我們該不該回去？——“文學史研究是否應該回歸中國文學本位立場”對話實錄》的文章，就中國文學史堅持中國文化本位的相關問題展開討論，可以看作是如何做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古典文學研究的先聲。

　　《論語》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北酒谖覀冄埩吮本┱Z言大學方銘教授、深圳大學郭杰教授、山西大學劉毓慶教授，在討論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古典文學研究之前，首先請諸位老師談一談各自對什么是中華文化立場，為什么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理解。

　　方銘：所謂“中華文化立場”，就是按照中國人的價值觀觀察問題和思考問題。當然，我們這里所說的中國人的價值觀，指的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觀，也就是孔子構建的以唐堯虞舜的“大同”時代“天下為公”為終極目標的價值體系。中國人在構建“大同”和“天下為公”的價值體系時，沒有證據(jù)證明這個體系受到過外來文化的影響。即使是孔子認為后退了一大步的夏、商、周三代的“德治”文化，也是中國人獨立形成的。雖然中國歷史上并沒有多少機會實踐“大同”和“天下為公”以及“德治”價值體系，但卻一直是中國人社會治理的終極目標。這個終極目標在今天不但不過時，而且更加具有普遍性和迫切性。這也就是我要回答的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即“為什么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2017年光明講壇曾刊載過我關于“如何認識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演講，這演講核心的觀點是說中國傳統(tǒng)文化指的是“傳承道統(tǒng)”的中國文化，即孔孟之道或者仁義之道，其核心是“天下為公”。同時，我也說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具有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文化，這應該是我們今天講“文化自信”的根基。我們提出“中華文化立場”，就是堅信中華傳統(tǒng)文化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體現(xiàn)了全人類共同價值。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有責任有義務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

　　2015年本版刊發(fā)的《我們該不該回去？——“文學史研究是否應該回歸中國文學本位立場”》的對話，我是其中的參與者之一。參與對話的還有蘇州大學王鍾陵教授，主持人是蘇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卓君教授。王鍾陵教授和王卓君教授都是學貫中西的大學者。這個對話的起因是2013年長春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數(shù)十位古代文學研究者共同撰寫的四卷本《中國文學史》教材。教育部在2004年前后開始國家級特色專業(yè)建設，而參與編寫這部教材的各位學者所在的學校，大都是第一批獲得漢語言文學國家級特色專業(yè)的學校。既然是“特色專業(yè)”建設，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對20世紀中國文學史教材體系進行思考的機會。

　　我在動議主編這部《中國文學史》教材的時候，就希望能體現(xiàn)“立足中國文學本位立場”這個編寫宗旨，這個宗旨得到了各位主編的肯定，并在這部教材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貫徹。教材出版以后，國學版刊發(fā)了《回到中國文學本位立場》一文，我在該文中介紹了為什么要“立足中國文學本位立場”以及如何“立足中國文學本位立場”的問題。同一版面還刊載了陜西師范大學教授霍松林先生、清華大學廖名春教授和陳瑤博士、首都師范大學趙敏俐教授等人的文章。他們對我主編的“立足中國文學本位立場”的《中國文學史》教材給予了充分肯定?！豆饷魅請蟆穱鴮W版的編者按指出，這部教材“旗幟鮮明地標明‘立足于中國文學本位’的學術立場，意圖在中國文學史書寫及教學中，清理20世紀因過度使用西方及蘇聯(lián)的理論而形成的‘西方中心主義’和‘蘇聯(lián)化’現(xiàn)象，克服中國文學史編寫中實際存在的去‘中國化’的傾向，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這說明學術界對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存在的背離“中華文化立場”的現(xiàn)象是進行過認真思考的，也認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應該立足“中華文化立場”。

　　劉毓慶：所謂“中華文化立場”，就是站在中華文化的立場上立說。其中至少包含兩個方面的意思：一是以中華文化發(fā)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求為出發(fā)點，堅定文化自信，向世界彰顯中華文化是“人類數(shù)千年文明智慧結晶”的本質(zhì)，以及這種文化對于人類未來繼續(xù)生存的巨大意義。二是以中華文化所給予的觀念、視角、方法、智慧等，思考、處理問題，在國際問題處理中提供中國方案。

　　在學術研究中，我們需要確立中國化的話語系統(tǒng)。在中國學術研究中，如果失去了中華文化立場，就有可能失去研究的終極目的，使成果只有知識梳理、歸納，而沒有精神、靈魂。就像豎起來的一座沒有燈的塔，看不見精神的閃光。如果我們只把自己當成是“論文生產(chǎn)者”，而不是“文化建設者”，就不會有文化立場。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里，出現(xiàn)過一些用西方學術概念規(guī)范中國學術的風氣，也是在喪失中華文化立場的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中國文化的精神和靈魂在這種規(guī)范中漸漸流失了。

　　郭杰：中華民族具有五千年悠久歷史文化，為人類文明作出了卓越貢獻，每一個炎黃子孫都應該為之自豪。這種自豪感，正是我們今天弘揚文化自信的精神前提。一個人、一個民族，對自己本民族的歷史文化，有深厚的血脈之情，有強烈的自豪感，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個人的、群體的、社會的、民族的文化自信，無論是對這個民族當下的現(xiàn)實存在，還是未來的長遠發(fā)展，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和作用。從這個意義上看，今天我們回顧和總結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就必須堅持中華文化立場。這不僅是事實認識問題，也是價值判斷問題；不僅是對歷史過程的既往性回顧，也是對民族振興的前置性瞻望。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而以史為鏡，必須以文化自信為前提，堅持民族本位，堅守中華文化立場，這本是不言自明之理。而近代以來，我們民族遭遇內(nèi)憂外患，雖然經(jīng)過中華兒女奮勇抗爭，終于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但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缺乏自信、妄自菲薄的觀點和態(tài)度，還不同程度存在。泥古而不化，固然迂腐，而言必稱希臘，對中國歷史疑之過甚，對西方文明崇之出格，更是陷于缺乏自信、脫離實際的誤區(qū)，是對歷史文化的趨勢和規(guī)律缺乏清醒睿智認知的結果。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說：“我們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于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魯迅在民族危難的歷史低谷，仍舊對中華文化保持堅定自信。今天恰值民族振興的發(fā)展階段，中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雄偉身姿，走向世界舞臺中央，我們更有理由對民族的歷史充滿自豪，對民族的未來充滿自信。這是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基本內(nèi)涵。

　　　二

　　記者：各位都談到了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迫切性與重要性。回到古典文學研究這個話題，請各位談一談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和古典文學研究的關聯(lián)。

　　方銘：立足于中國古代文學本位立場，可以為我們認識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可靠性提供一個強有力的支撐。這是因為在20世紀以前，中國人的文學活動并沒有受到西方文學觀念和文學形式的實質(zhì)性影響，而西方近代文學理論也沒有總結過中國古代文學的實踐。因此，中國古代文學相對獨立的存在和演變，決定了西方文學觀念和中國文學實際的隔膜。同時，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不但存量大，而且影響深遠。中國古代幾乎沒有不從事文學寫作的文化人。要正確認識中國古代文學的面貌，正確評價中國古代文學的價值，就需要“立足中國文學本位立場”，也就是要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貫穿“中華文化立場”。

　　客觀地說，20世紀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比過去任何一個時代都做得多，而且也走得遠，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視20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存在的“中華文化立場”缺失的問題。我們今天仍然可以聽到“中國古代的‘文學’不是文學”“唐以前的‘小說’不是小說”“中國古代沒有哲學”等觀點，這些觀點或多或少都受到西方中心視角的影響，即認為只有符合西方近代“文學”觀念的文學才是文學；只有符合西方虛構特征的小說才是小說；中國古代思想家沒有討論西方思想家關注的問題，因此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不是哲學著作。表面上這些觀點體現(xiàn)的是“中華文化立場”的缺失，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沒有正確理解文學、小說、哲學等門類的民族性和形態(tài)的多樣性，因此，這不僅僅是個立場問題，更是一種病態(tài)的邏輯判斷和思維方式的反映。在中國文學史研究領域，所謂“魏晉文學自覺說”“唐代小說自覺說”“中國文學的源頭是神話”，以及把中國古代文學義理、考據(jù)、辭章融合解釋為中國古代文史哲不分，是學科不自覺的體現(xiàn)；熱衷于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尋找想象性、虛構性、形象性的痕跡，把這稱為“文學性”；積極給中國古代存在的眾多文體尋找在小說、詩歌、戲劇中的位置，比如探討賦文學究竟是詩還是散文的問題。顯然，這些都是背離了中國古代文學真實歷史的觀點。

　　當然，我們也應該注意到，相對于20世紀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學者的“中華文化立場”可能要穩(wěn)得多。在20世紀的早中期，寫作文言文和古體詩、近體詩的文人還有不少，但我們今天看到的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已經(jīng)基本不去關注20世紀的文言文寫作和古體詩、近體詩寫作。他們的書寫重點都是白話文小說、詩歌，以及來自西方的“文明戲”。這些年，有些現(xiàn)當代文學的研究者開始關注20世紀早期的文言文寫作和古體詩、近體詩寫作，今天也有更多的人在進行辭賦和古體詩、近體詩寫作實踐，這都體現(xiàn)了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也可以說體現(xiàn)了“中華文化立場”。

　　劉毓慶：中國學者在古典文學研究中，如果能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就會發(fā)現(xiàn)其中蘊含的追求向上向善、堅持道德原則、關心國計民生的文化精神，這就是中國經(jīng)學給予文學的精神，這種精神使中國古典文學充盈著堂堂正正之氣。同時，也就會考慮這種精神傳承、發(fā)揚的問題。如果沒有文化立場意識，就有可能把它只看作一堆文獻，忽略其精神內(nèi)涵，而用西方概念去規(guī)范它。像20世紀出現(xiàn)的情況：本來中國沒有神話的概念，但大多數(shù)中國文學史著都要仿照西方文學史著的模式，拼湊一個神話的板塊，冠于中國文學史之首。本來中國沒有悲劇、喜劇之類的概念，可是部分研究者偏要根據(jù)西方文學的概念，從中國文學中挑出所謂的十大悲劇、十大喜劇來。從根本上講，這不是在研究中國古典文學，而是要把中國古典文學揉碎，依照西方的文學概念，捏造出別樣的“中國古典文學”來。這種研究有時確實看似新穎，但已完全背離了事物本身。因此要想真正搞透中國古典文學，必須回歸中國文學本位立場，堅守中華文化立場。

　　或許有人會問：那歐美人就不能研究中國文學、寫中國文學史嗎？我想，歐美人研究中國文學，就像中國人研究歐美文學一樣，不是不可以，而是有區(qū)別。他們屬旁觀者，除客觀敘述之外，不可能考慮繼承、發(fā)展問題。而我們站在中華文化立場上，不只是要了解過去，更重要的是把握傳統(tǒng)，開創(chuàng)未來。

　　郭杰：在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豐富寶藏中，文學是非常重要的內(nèi)容。千百年來中國人民曲折的生活經(jīng)歷、豐富的思想感情、崇高的理想愿望等，都是借助于無數(shù)形象生動、鮮明可感的文學作品呈現(xiàn)出來的，并由此形成了誠摯深沉、豐富跳宕、生動凝練、新穎別致的鮮明民族特色，在世界文學之林中，不僅獨樹一幟，而且取得了超越群倫的藝術成就。探討中國文學的歷史發(fā)展、豐富的內(nèi)容和多姿多彩的藝術形式，當然不能脫離中華民族的文化特質(zhì)，不能脫離千百年來具體真實的歷史環(huán)境和社會生活，否則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就難以探究中國文學的特質(zhì)所歸、靈魂所在。只有置于中國特定的歷史文化發(fā)展的基礎上，方有可能準確把握中國文學的本質(zhì)特征、獨特風貌和豐富內(nèi)涵，及其對世界文學的卓越貢獻。

　　　三

　　記者：各位學者對中華文化立場的內(nèi)涵及其與中國古典文學的關聯(lián)都表達了自己的看法。那么，讓我們聚焦于話題本身，應當如何做好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古典文學研究呢？

　　方銘：在今天做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古典文學研究，就是要站穩(wěn)中國文學本位立場。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時候，要立足中國古代文學的文體立場、書寫視角、價值判斷和閱讀方法，相信中國文學的獨特性是世界文學豐富性的有機組成部分。我曾經(jīng)發(fā)表過《西學東漸與堅持中國文學本位立場——兼論如何編寫中國古代文學史》和《西化與化西——中國文學史研究是否應該回歸中國文學本位立場》兩篇文章，對立足中國文學本位立場進行過探討，當然觀點不一定成熟。

　　中國古代文學歷來是以六經(jīng)為典范，以原道、載道為價值追求，以簡潔典雅的文字，表現(xiàn)對社會人生的思考，記敘現(xiàn)實中發(fā)生的人與事，以期引導社會向善。中國古代文學有數(shù)千年的歷史，在20世紀之前一直獨立存在著自己的寫作和閱讀傳承，并且在沒有接觸西方文學理念之前，一直良好地發(fā)展著；并按照自己的運行方式，為中國的讀者提供著文學滋養(yǎng)；還有著作者和讀者共同認可的社會價值，承擔著作者和讀者所認同的社會責任。如果局限在西方近代所謂“純文學”的研究視角，就很難全面正確地了解中國古代文人的寫作狀態(tài)和文學發(fā)展的全景，中國文學的研究就會走上歧路。

　　劉毓慶：如何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我認為重要的不在方法，而在思想意識。就古典文學研究而言，要“堅守”，就有以下幾個問題要解決。第一是研究者的使命意識。先師姚奠中先生曾說過，從中國現(xiàn)代大學學科分類上看，歷史系研究的是世界史與中國史，中國古代史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哲學系面對的主要是西方哲學，中國哲學和中國豐富的古代思想，相對來說不受重視。只有中文系是以“中”字打頭的，因此傳承中國文化的使命就落在了中文系的頭上。這反映了老一輩古典文學研究者的使命意識，今天仍然需要保持這種意識。這不僅是為了中華文化的承傳，也是為了人類未來的健康發(fā)展。中華文化的和諧精神可以化解對抗和沖突，積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如英國史學家湯因比所說，如果未來的世界不是以中國文化為主導，那將會是全人類的悲哀。因此，古典文學研究實際上又肩負著使人類精神獲得充實、康寧、幸福、快樂的使命。只有在這種使命感的支配下，中華文化立場才不會動搖。

　　第二是社會角色和責任意識。我們是被社會稱作“知識分子”的一群人?！抖Y記·學記》曾提出大學的教育方針是培養(yǎng)“化民易俗”的人才?！盎褚姿住睂嶋H就是古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中國近現(xiàn)代古典文學研究者，也曾在不同的時期為自己的社會角色和責任定過位。20世紀初西學東漸，面對民族危亡的現(xiàn)實，一批新型學人，表現(xiàn)出了極強的文化重建意識，他們對自己的定位是“文化批判者與建設者”。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否應該考慮一下：我們的社會角色是什么？應該對社會承擔什么責任？當下應該思考、研究什么？社會需要我們研究什么？我們能為民族文化的發(fā)展和社會精神文明建設做些什么？在這種意識的驅(qū)動下，自然會設定選題原則：凡有利于民族未來發(fā)展的課題，都當在研究之列；凡對民族未來發(fā)展沒有意義甚至會產(chǎn)生不良影響的研究內(nèi)容，自然就會剔除。如果只從自己的職業(yè)發(fā)展角度出發(fā)，而不思考自己的社會角色，在不合理的考核指標驅(qū)動下，變成“論文生產(chǎn)者”“課題承包者”，一味為追求“論文高產(chǎn)”而搞創(chuàng)新，其考慮的重點不在重大問題的根本性解決，而是一味搜索可以撰寫論文的題目，搞些所謂有價值的奇談怪論。這種創(chuàng)新究竟意義何在？我想一個有社會責任意識的學者，決不會在這種無聊的問題上花費心思。

　　第三是追尋古典文學價值意義的意識。近幾十年來，因為常被責問“古代文學研究對當下經(jīng)濟發(fā)展能起到什么作用”，一些研究者對自己存在的價值產(chǎn)生了懷疑。但要知道，人不是單純的經(jīng)濟動物，他還有精神上的需求。中國古典文學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文化產(chǎn)品，我們要看到它對于提升人類精神境界與文化品位的意義；看到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它對于把握傳統(tǒng)、守正創(chuàng)新、重塑文明大國形象的意義；看到它堅持道義原則對重塑當代價值觀的意義；看到它對于修復民族精神家園的意義；看到它對于承傳中國數(shù)千年人類文明積累成果的意義。所以，只有堅定地站在中華文化立場上，才能飽含熱情地去研究，從古典文學中積極挖掘有利于民族及人類未來的寶藏。

　　郭杰：中國文學來源于中華民族的歷史生活和文化性格，又反過來深化了這種生活和性格。如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條件下，堅定文化自信，在古典文學研究中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我想，首先就是不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惟有深刻認識中華傳統(tǒng)文化，才能充分了解中國古典文學。

　　中國很早就形成了相當成熟的農(nóng)業(yè)文明。同時，從氏族社會進入文明社會的過程中，不是經(jīng)過家族的消解而進入地方團體，而是在血緣團體延續(xù)的基礎上形成新的地方團體，從而導致家族和國家相互依存、前者為社會基礎而后者為上層建筑的社會形態(tài)。表現(xiàn)在社會倫理上，則可以用《論語·學而》“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來概括，即以孝為本、家國一體的思想，孝為仁之本、仁為禮之本的邏輯體系，這對中國文學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在中國歷史上，文學從來不是少數(shù)人群的專利，而是以文學精英為代表、與民間文化緊密融合的公共事業(yè)，是全民族文化素養(yǎng)和審美趣味的標志，是雅俗共賞的藝術表現(xiàn)。中國文學所蘊含的渾融豐厚、廣博深沉的文化精神，向來是重心在人、以人為本，反映在歷代文學創(chuàng)作上，就必然形成以人道主義為核心，就必然強烈傾向于切近人生、干預現(xiàn)實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中國文學對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對階級壓迫的嚴正抗議，對殘酷戰(zhàn)爭的尖銳抨擊，對和平生活的真摯向往，對純樸自然的由衷熱愛，對朋友情誼的篤深守護，對美好理想的執(zhí)著追求等，所有這些，都可以從中國古代深厚的人道主義、現(xiàn)實主義精神傳統(tǒng)中，尋出根基、找到源頭。

　　　四

　　記者：在談前幾個問題的時候，各位已經(jīng)提到，自近代以來，古典文學研究在理論、方法與思路等方面，受西方影響不少。對于這一問題，其他學界如音韻學界、歷史學界也有關注。就古典文學研究而言，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不可避免地面臨如何處理其與西方文學體系、現(xiàn)當代文學體系之間關系的問題。最后，請各位以古典文學研究為中心，談一談中華文化立場與文明互鑒的關系。

　　方銘：20世紀的中國人接受西方文學觀念，似乎并沒有障礙。當然，西方文學觀念傳入中國，無疑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西方和西方文學面貌，這是非常好的事情。我們說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或者說立足于中國文學本位立場，是因為我們意圖按照近代西方的文學理論改造中國的文學歷史，這就走上歧路了。因為西方近代的文學理論不能幫助我們正確地描述或者評估中國古代文學的價值，即中國古代文學的文體構成、書寫方式、評判標準、閱讀方式等與西方文學是完全不同的形態(tài)。因此，雖然借助西方近代文學理論可以一定程度上方便我們了解中國文學的獨特性，但就普遍意義而言，西方近代所謂“純文學”的理論體系并不適合我們正確描述中國古代文學的發(fā)展歷程，也不能正確評估中國古代文學的價值。

　　西方文學觀念傳入中國，大概是從京師大學堂開設中國文學史課程開始的。林傳甲編寫的《中國文學史》講義，受日本學者笹川種郎的影響。而日本學者的中國文學史寫作，又受歐洲人的影響。

　　俄國人王西理的《中國文學史綱要》出版于1880年，一般認為這是第一部中國文學史著作。值得注意的是，王西理本人認為中國古代文學和希臘文學并不一樣，所以，他的文學史書寫是從中國人的語言和文字開始，然后討論中國人對《周易》等原始文獻的看法。該書的重點是孔子和六經(jīng)，以及孟子和儒學，對諸子、科學發(fā)展、史地、律學、語言學、評論、古董、雅文學、俗文學、戲劇及中長篇小說等內(nèi)容也有介紹?？陀^地說，王西理比我們的一些文學研究者更明白中國古代文人所從事的文學活動的全部內(nèi)容和輕重程度。

　　劉毓慶：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并不意味著要排斥他種文化，相反還需要抱有開放性的態(tài)度，從他種文化中汲取營養(yǎng)，就如同要強壯自己的身體，不能排斥食物的多樣性一樣。中華民族本來就是一個具有包容開放性格的民族，有大國文明的氣量，從不拒絕接受外來文明。

　　郭杰：堅守中華立場，歸根到底，是靠持之以恒、艱苦奮斗的創(chuàng)造。在新的歷史時期，開拓民族文化發(fā)展之路。堅守文化自信本身，就包含著開放包容、廣納百川的精神，文明互鑒，取長補短，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之精華，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這里，任何固步自封、囿于一隅的態(tài)度，都是不可取的。魯迅的拿來主義應該是一種正確的態(tài)度，他說：“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這同樣是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題中應有之義。而“拿來”，就是要為我所用，增強自身的生機和活力，與五千年古老文明相融會，引領世界文化發(fā)展之潮流。這也是身處當下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必然要求。

　　方銘：在今天，我們提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時候，同時也需要強調(diào)中國文化所具有的天下情懷和四海一家的價值觀。中學和西學各有所長，我們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同時又要吸取外來文化的長處。西方文學觀念和中國文學實際的隔膜，并不意味著互相對立。作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有責任立足中國文學本位立場如實評價中國古代文學的寫作和閱讀軌跡，也應該了解西方文學觀念，能正確認識西方近代文學觀念對中國古代文學闡釋的有效性問題。

　　19世紀后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提法很流行，這是一位號稱南溪贅叟的作者在《救時策》中提出的。今天很多人批評這個說法，大概是實踐與理念差距很大，沒有能挽救當時中國被列強侵略的殘酷命運，但這一說法也有鑒戒意義。張之洞說，“中學”即孔子之學，也即《大學》所謂“三綱八目”，即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說中國人時刻應該保持人文情懷?！拔鲗W”則包括自然科學與商務、外貿(mào)、教育、萬國公法等社會科學。這也就是馮桂芬所說的“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觀點。1898年梁啟超草擬的京師大學堂“中學體也，西學用也”的辦學方針，所謂“二者相需，缺一不可，體用不備，安能成才”，即是既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同時又需要文明互鑒。

　　對于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者來說，堅守中華文化立場，不僅僅是一種文化立場，同時也是一種有溫度的人文立場和有深度的學術立場。

　　《光明日報》（2024年01月15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