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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才到文才——魏晉南北朝“才子”義涵的確立

發(fā)布時間:2022-05-23 10:35:00來源: 光明網(wǎng)-《光明日報》

   【青年學者論壇】

  作者:徐儷成(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講師)

  在傳統(tǒng)語境中,“才子”一般用于稱贊富有文學才華之人,又為文學批評家所常用,已經(jīng)成為中國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范疇。在多數(shù)情況下,“才子”之“才”均作“文才”理解,魯迅將明代人情小說分出“才子佳人”一類,并指出其中“所謂才者,惟在能詩”(《中國小說史略》),就是典型的例子。

  但是“才子”一詞最早出現(xiàn)時,“才”卻并非專指“文才”。《左傳·文公十八年》載高陽氏和高辛氏各有“才子八人”,合稱“八元八愷”,是傳世文獻中“才子”概念的最早用例?!蹲髠鳌分小鞍嗽藧稹钡摹安拧辈⒎窃谖膶W方面,而是表現(xiàn)為“齊圣廣淵,明允篤誠”“忠肅共懿,宣慈惠和”的德行與政才。此外,按照杜預(yù)注,這里的“子”也不是男子的通稱,而是“苗裔”之意。結(jié)合上下文,《左傳》中“才子”之義可以理解為“某家族中具有政治德行之才的苗裔”,與后世“才子”的義涵有較大差別。

  在漢代,人物品鑒中多見“才子”的稱呼,其含義基本與《左傳》相同,如《后漢書·荀淑傳》載東漢末年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其中“才子”即語出《左傳》,指荀氏家族中有突出品德與政才的子弟。

  那么,從何時開始,“才子”與《左傳》中的原義脫離了關(guān)系呢?這最早可追溯到西晉潘岳的《西征賦》。潘岳作《西征賦》述行懷古,歷數(shù)西漢名臣,其中特別舉出“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辟Z誼出身甚微,家世無聞,不符合“世家子弟”的條件,此處將賈誼稱為“才子”,顯然與《左傳》中的意思有所區(qū)別。那么潘岳稱賈誼為“才子”究竟何意?《西征賦》原文將賈誼與“終童山東之英妙”并稱,“終童”出自《漢書·終軍傳》“(終)軍死時年二十余,故世謂之‘終童’”,是針對終軍之年少而言,正與《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所載賈誼為博士時“年二十余,最為少”形成呼應(yīng)。東漢文章常將終軍、賈誼并稱,喻指少年英才,如曹植《求自試表》中“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終軍以妙年使越”,即將終、賈并舉,強調(diào)年輕有為?!稌x書·潘岳傳》載:“岳少以才穎見稱,鄉(xiāng)邑號為奇童,謂終、賈之儔也。”可見潘岳自己也曾因年少有才被比作終、賈,他對終、賈并稱背后的文化意義自然再熟悉不過。因此,《西征賦》中的“才子”之“子”不再是《左傳》中的“苗裔”之義,而是與“英妙”相對,取“妙”與“子”共同含有的“幼小”義,重點在強調(diào)兩人年少成名。

  《西征賦》是潘岳的代表作,在梁代被收入《文選》,對六朝文壇影響不小。如《梁書·傅昭傳》中虞通之寫詩稱贊傅昭年輕有為,有“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之句,就用了《西征賦》中的語典。不過,《西征賦》中“才子”的用法并未完全脫離政才的范疇,更非偏指文才,真正使“才子”義涵轉(zhuǎn)向“文才”的關(guān)鍵,是《西征賦》將“才子”與“賈誼”綁定的做法。在漢代,賈誼的形象以“賢臣”為主,除了揚雄曾強調(diào)其辭賦成就之外,人們主要關(guān)注他的學問和政治能力,如劉向認為賈誼“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漢書·賈誼傳贊》),曹丕也認為賈誼“持賢臣之器,管、晏之姿”(《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裴松之注)。到了南朝以后,賈誼則越來越多地被當作知名文人來看待,他的“才”也越來越多地被指向文才?!段男牡颀垺げ怕浴氛f:“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豈虛至哉”,任昉《齊司空曲江公行狀》夸贊蕭遙欣“藻斫贍逸,蔚為詞宗,延賈誼而升堂,攜相如而入室”,提到賈誼時,均將他當作西漢辭賦之士的代表人物,強調(diào)其“文才”。

  在這樣的語境下,用以形容賈誼的“才子”之“才”,也開始指向“文才”?!读簳⑷?zhèn)鳌份d劉孺侍宴梁武帝,因酒醉賦詩未成,武帝贈詩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yīng)就,何事久遲回?”梁武帝以“洛陽才”評價劉孺的詩才,顯然是用了“賈生洛陽之才子”的典故。又如蕭子顯《自序》說自己在梁武帝重九宴會上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保ā读簳な捵语@傳》)梁武帝在閱讀蕭子顯詩作后將之譽為“才子”,蕭子顯立刻理解到這是將自己比作擅長文學的賈誼,而非以道德政治見長的“八元八愷”,尤其顯示出“才子”之“才”由政才向文才的轉(zhuǎn)變,在梁朝已經(jīng)深入人心。鐘嶸《詩品序》稱入選《詩品》者“便稱才子”,亦將“才子”定位為詩才優(yōu)秀者,這些均與晉朝之前文獻中對“才子”的用法完全不同。

  南朝以“才子”表示“文才之士”的例子中,最令人矚目的是梁武帝對“才子”評語的頻繁使用。除上述劉孺、蕭子顯的例子之外,可舉出的還有三例:一是《梁書·張率傳》載張率侍宴賦詩后,梁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慚古昔,得人今為盛。’”二是《梁書·到洽傳》載梁武帝命到洽等侍宴賦詩后,“以洽辭為工,……謂(任)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比恰读簳さ礁葌鳌份d到藎隨梁武帝在京口北固樓賦詩,受詔便就,“上覽以示溉曰:‘藎定是才子?!边@幾則史料中,梁武帝均是在大臣展現(xiàn)文才之后,將之評為“才子”,且均偏指文才而言。

  梁武帝對“才子”評語的大量使用,并非心血來潮,而是與他的用人政策息息相關(guān)。南朝取士標準,無非才能、門第兩項。齊梁以后,取士“多由文史”(《梁書·江淹任昉傳論》),即使世族子弟,也必須“終朝點綴,分夜呻吟”(鐘嶸《詩品序》),展現(xiàn)出眾的文才,方能獲得美職。在這種風氣下,出身較低的士人想要得到拔擢,最好的辦法就是在文學上取得佳名。周一良先生指出,梁武帝為打破高門士族對仕宦的壟斷,曾大力改革選官政策,其主要宗旨是在不破壞原有選官標準的前提下,盡量提拔次門、寒門和吳地士人(《論梁武帝及其時代》)。上文中被梁武帝冠以“才子”頭銜者,除蕭子顯出身南齊皇室外,到洽、到藎出身武人世家彭城到氏,張率出身吳人集團,都非高門,但均是武帝想要重用的對象。梁武帝利用自己在文學和政治方面的權(quán)威,為寒門子弟冠以“才子”稱號,正是為緊隨其后的拔擢做鋪墊。比如梁武帝將張率評為“才子”之后,一年內(nèi)便將他升為秘書丞,并特地提醒他“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望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足為卿譽?!保ā读簳埪蕚鳌罚┛梢钥闯?,武帝有意利用“才子”名號提拔吳人張率,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打破高門對“天下清官”的壟斷?!安抛印敝械摹安拧奔扔小蹲髠鳌分小罢拧钡膫鹘y(tǒng)義涵,又包括《西征賦》和南朝以來“年輕有為”和“文才”的新興義涵,恰好符合梁武帝提拔年輕文才之士出任要職的目的。梁武帝贈張率詩中“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的表述,暗示張率這樣一位后進吳人,可以憑借文學才能在政治上發(fā)揮作用,正是對“才子”義涵豐富性的充分利用。

  在“才子”偏指“文才之士”的用法流行之后,又出現(xiàn)了“辭人才子”的搭配。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說“自漢至魏,四百余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泵鞔_將“才子”與“辭人”并列,定位為詩賦創(chuàng)作者。后來的《文選序》《北齊書·文苑傳序》等文獻中,便均延用“辭人才子”或“詞人才子”代指文才之士。唐代以后,“詞人才子”或“才子辭人”的說法更是在各類史書、筆記、詩文中屢見不鮮,成為固定搭配,“才子”偏指文才的義涵由此進一步固定了下來。

  綜上所述,“才子”一詞的義涵由《左傳》中僅指“某家族中具有政治德行之才的后裔”轉(zhuǎn)變?yōu)椤案挥形膶W才華之人”,其中經(jīng)歷了一個復(fù)雜的過程?!段髡髻x》中“賈生洛陽之才子”使“才子”產(chǎn)生新的意義方向,賈誼形象的變化帶來了“才”向“文才”轉(zhuǎn)變的契機。梁武帝出于政治考量對“才子”名號頻繁使用,使其“文才之士”的義項被普遍接受。而沈約將“才子”與“辭人”搭配,則進一步固化其指向“文才”的意義。這些因素看似復(fù)雜,但都與魏晉以后文學逐漸受到重視、文才在政治與社會中影響力的大幅提升密切相關(guān)。

(責編: 李雨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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