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詩歌有“骨頭”——穆旦詩歌創(chuàng)作的當下啟示
作者:羅振亞(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今年是穆旦誕辰105周年。在新詩的版圖上,他曾經是寂寞的,而后又熱度超常。他詩歌的命運轉折,也暗合了文學史的運動規(guī)律。歷史是公平的,它對優(yōu)秀詩人可能遮蔽一時,卻不會永久埋沒。穆旦詩歌個性化品位高,而且對當下詩壇充滿著啟迪。
提倡有難度的寫作
20世紀的詩歌語言大致走了兩條路徑。一是注意發(fā)掘語言潛能,突破用詞、語法和修辭規(guī)范,擴大語言張力,使熟悉的語言給人以陌生的感覺。穆旦就是在這條路線上創(chuàng)造了一種有難度的詩歌。他的詩充滿暗喻、象征的語言,一般讀者接受起來有些障礙,或者說它在知識分子讀者那里遠比在一般讀者那里影響更大。二是返璞歸真,詩人們努力克服修飾性,還語言以純凈的本色,平樸、干脆,單純、雋永,但這是復雜到簡單的單純,濃艷至極的平淡。
應該說,兩條路徑各有千秋。但在如今詩壇,寫詩猶如說話、口水四溢,特別是網絡介入后,“口語加上回車鍵”助長隨意和散漫。在這個時候,第二條路徑的缺陷異常明顯。日常化、世俗化的題材,使當下的詩歌不時會蹈向平庸、膚淺的自動書寫;敘述性的強化,偶爾會滑入蕪雜、啰唆的泥淖,損害詩的純凈;語言過度直白,難免會遭受一些非詩因子的侵襲。在這種口語化背景下,我覺得應該提倡穆旦式有難度的寫作。
穆旦在詩中不消弭自我,不逃避個性,盡量凸顯抒情主體,讓“我”以第一人稱方式出現(xiàn)。他的那種哈姆雷特式的自我審問意識,那種自我搏斗和否定的殘酷,在新詩史上極其少見。穆旦詩中的“我”并不穩(wěn)定、統(tǒng)一,敘述主體一會是“我”,一會是“他”,一會是“你”,或者“我們”“他們”,變化不定,可究其實都是“我”的變體?!拔摇币圆煌男螒B(tài)和方式出現(xiàn)。這種人稱的不斷轉移,在代指自我情感的同時,也增加了文本不易把握的可能性。
穆旦的詩歌表明詩之美介于直白與晦澀、可解與不可解之間,有時候越難解讀越顯得迷人。古代詩歌需要元稹、白居易,也需要溫庭筠、李商隱。當下詩壇就需要穆旦這樣的詩人。如果每個詩人在自然、親切說話的同時,能做到姿態(tài)硬朗,注重寫作難度,那當下的詩歌就有希望了。
強化智性的寫作
如今很多詩人秉持詩乃情緒的感性顯現(xiàn)的觀念,把詩作為抒情器物,較少受到理性對詩歌規(guī)律性認識的控制,只能產生情思的隨意漫游、情思放縱、意蘊淺白。這在抒情維度發(fā)達的中國詩壇并不奇怪,但越是這樣越需要穆旦的創(chuàng)作經驗來警醒。不錯,詩乃主情的藝術,尚情是中國詩的一大特色。只是隨著人類知覺能力的強化,世界上有太多的抽象精神命題需要回答。詩為情感抒發(fā)、生活反映、感覺狀寫的這種認識必然受到挑戰(zhàn),因為詩的提高應該是情緒與思想的共同豐富、智慧與具象的相應延伸。
穆旦詩中有情緒的舞蹈、事物的寫真,但總體上很少,而且多把情緒、事物沉淀為背景,揭示某種思想和經驗,傳達對世界與人生的看法,包含著特有的理性與“思”之內涵。他的詩歌本體已經不單純是情緒,也不單純是生活,而轉換成一種提純與升華了的經驗,一種心靈與外物對話的感性哲學。如《詩八首》是以現(xiàn)代意識審視愛情本質的思考,是經過無數次感情、感覺、思想的豐富體驗而提煉出的經驗。對愛的瞬間體驗和生死的終極思考,生發(fā)出一種形而上的辯證意識。再如《春》在詩人的生命體驗中展開季節(jié)思考,有青春熾熱的生命欲望表現(xiàn),更讓人領悟春天到了,生命“等待著新的組合”的理性啟悟。
穆旦豐富的人生閱歷與知識分子的思考底色相互交融,加上超然物外、有“距離”的審美觀照,使“思”這樣的詩歌異質性因素大面積介入,看似自然,實則幽深,雖然可能個別“尚情”的讀者不一定習慣和適應,其“思”的趣味、高度與深度也并不是那么好把握,但它在提高新詩審美思維層次、增強詩歌情感鈣質的同時,讓詩歌有“骨頭”,也對詩歌僅僅是情感抒發(fā)或生活表現(xiàn)的傳統(tǒng)詩歌本體觀念內涵構成某種必要的補充。
重視詩性環(huán)節(jié)的轉換
穆旦有對歷史、人生、生死等永恒命題的抽象思考,但更關注現(xiàn)實的“及物”寫作,有“深刻的當代性”。當下的不少詩人,注意在日常生活的海洋中打撈詩的“珠貝”,從細微事物中發(fā)掘生命情思,但過于強調自我,崇尚個人情感的咀嚼,沒有接通自我和社會、時代的聯(lián)系,沉溺于飲食男女、吃喝拉撒、鍋碗瓢盆、風花雪月等雞零狗碎的世俗吟唱,將個人化降格為私人化,詩魂被淹沒在日常生活的海洋,“日?!庇辛?,審美卻喪失了。
而穆旦的日常性進入了成功之境,他執(zhí)著于“此岸”關懷,置身于特定的文化語境中,其視線與體驗無法從現(xiàn)實領域移開,但總能使自我探索上升為群體意識的詩意閃爍。秘訣是以內視點“我”切入,把握外部世界,對題材施行貼近而又超越的處理,注意控制感情與生活因子直接入詩。他把生活與情思只作為詩的因子,使它們深深潛入并消融于內心,同時跳出內心,甚至連同生活一起把情思作為客體進行觀照,加入主體的思考,最后使之升華為一種藝術處理后的經驗而呈現(xiàn)出來。如此感知視角使他能溝通現(xiàn)實與心靈,傳遞現(xiàn)實在心靈中的投影與回聲,或由現(xiàn)實觸發(fā)的感受和體驗?,嵭挤灿沟摹按税丁比粘I畹膿崦⑽幢皇浪椎膲m埃蒙蔽,而是憑借出色的直覺,在俗的題材中發(fā)掘出雅的境界,在小的題材中發(fā)掘出大的思想。在這方面,穆旦對詩性轉換環(huán)節(jié)的重視值得當代詩人借鑒。
另外,穆旦超功利的人生與創(chuàng)作態(tài)度也值得參悟。典型的中國文人是講節(jié)操和人格建設的,即普遍尋求人格的超越建構。當下有些詩人或太功利,或太實際,根本坐不住冷板凳。這是無法和穆旦相比的。他是一位存在型的真詩人,將詩歌視為生命與生活的棲居方式,擺脫了功利的糾纏,純粹而超拔。從穆旦身上,當下詩人們可否獲得一些啟示呢?首先是人要“活”起來,然后詩才能活起來。
《光明日報》(2023年10月25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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