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0年8月11日，我在五十鈴大卡車的晃晃悠悠中抵達拉薩。這次漫長的旅行，從老家山東開始，火車汽車一路顛簸曲折，到北京，到西寧，到格爾木，到唐古拉，最終看見了遙遠的布達拉，從此我身心皆付西藏。

　　今年8月11日，我休假到了西寧，在無意之中又回到了開啟青藏高原生涯的起點，那一年的7月底為了等待從北京托運的行李在青海呆了將近半個月。從青海湖到黃河邊，從盛開的洋芋花到溫暖的白帳房，我在循化撒拉族自治縣與一位遠去的藏傳佛教大師不期而遇。大約在100多年前，他也是從這里出發(fā)前往未知的拉薩。這一天，是我進藏30周年的紀念日，恰巧也是我的生日。

圖為喜饒嘉措大師唐卡像

　　這位大師就是喜饒嘉措。大師當年離開家鄉(xiāng)循化，到西寧，到拉薩，到南京，到北京，求學問道，輾轉人生。追思大師的足跡，“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看看自己走過的路，“秋山斂余照，飛鳥逐前侶”，雖然所做業(yè)績完全不能與大師相比，但生命活動的軌跡卻很有相似之處，引發(fā)我去追尋、探究大師的修行之道。

二

　　喜饒嘉措的故鄉(xiāng)在循化縣道幃鄉(xiāng)賀莊村。我們從化隆、尖扎沿黃河順流而下到循化，黃河兩岸都是裸露的黃土高坡，但從循化縣城沿黃河的一條支流清水河上行不到30公里，卻已是綠草鋪地的青藏高原景色。賀莊的村民正在準備收割小麥，山坡上帳篷里傳出陣陣山歌。當?shù)厝罕娐犝f我們在尋找大師的故居，都爭先恐后給我們熱心指點，村莊東南角那棟加蓋了黃色金頂?shù)姆孔蛹词谴髱煶錾牡胤健?/p>

圖為喜饒嘉措大師的家鄉(xiāng)賀莊村

　　循化是個有鮮明特色的地方。它處在西北的核心腹地，在清雍正之前還被稱為“邊外地”，是漢文化和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分界之地。然而循化又是多元文化的交匯交融之地，西邊和南邊是安多文化的重鎮(zhèn)同仁和夏河，北邊是化隆回族聚居區(qū)，東邊是積石山保安族東鄉(xiāng)族撒拉族聚居區(qū)。循化以撒拉人為多，但撒拉人來此時間并不算久遠。有考證說，撒拉族來自西域的撒馬爾罕，清人龔景瀚所著《循化志》稱來自新疆哈密，大約在元末明初東遷至黃河流域。藏族和撒拉族是非常密切的“許乎”關系，也就是藏語“朋友”的意思。在循化的一天時間里，我們同行的幾位藏族和撒拉族朋友不分彼此，互相都能用對方的語言交流。一位藏族朋友友善而幽默地講了一個故事，本來藏族自吐蕃時代開始就居住在黃河岸邊，撒拉人東遷至此先是把藏族稱作舅舅，并勸導舅舅放牧牛羊太遠太辛苦，還是把家搬到山上去好，于是藏族就陸續(xù)遷居到海拔較高的地方，撒拉人則在黃河岸邊定居下來，但實際的海拔差距并不大，也只不過高了兩、三百米而已。撒拉人勤勞吃苦且善于經(jīng)營，足跡遍布全國各地，2003年北京“非典”疫情暴發(fā)時，據(jù)說循化縣各銀行的匯款突然增加了上百億，都是在外經(jīng)商的循化人逃離內地時寄回的。那些年我們經(jīng)常在北京音樂廳旁的一家清真館子吃新疆拉條子，這家飯館就是循化兩位撒拉族兄弟開的。

圖為十世班禪大師故居

　　循化的5個藏族鄉(xiāng)鎮(zhèn)分布在相鄰的2條山溝里。文都鄉(xiāng)與道幃鄉(xiāng)只隔了一道山梁，這里就是十世班禪大師的故鄉(xiāng)。2003年我曾陪同十一世班禪到文都大寺禮佛，到十世班禪大師故居看望大師的母親，如今這里成為緬懷大師愛國愛教業(yè)績的紀念館。再次來到故居參觀，突然發(fā)現(xiàn)墻上貼有一份2012年6月由我起草的悼念大師母親的唁電，更是生發(fā)無限感慨。我給十一世班禪發(fā)了一段故居的視頻，巧合的是他正在自己的家鄉(xiāng)西藏那曲調研考察。十一世班禪迅速作了回復，并請我代向大師的親屬問好，他說時間過得真快，但那次到循化的情形還歷歷在目、恍如昨日，本來完成參訪準備原路返回西寧時，還因泥石流突發(fā)臨時改變線路了呢。

　　在循化這樣一個如此偏遠閉塞的小縣，竟然前后相繼涌現(xiàn)出兩位藏傳佛教的大師，而且都成為愛國愛教的典范，真是實屬少見。在后來的歷史中我們還會發(fā)現(xiàn)，喜饒嘉措向國民政府力挺循化出生的孩童為九世班禪的轉世靈童，似乎能看出些許特殊的脈絡。喜饒嘉措大師曾說，循化這個地方，是個多民族、多宗教地區(qū)，各個民族、各種宗教親密團結、友好相處，歷史上從來沒有發(fā)生過一個民族針對另一個民族，一種教派針對另一種教派的武裝械斗、民族仇殺和宗教戰(zhàn)爭?？峙逻@種文化熏陶，才是循化出現(xiàn)兩位大師最深厚的歷史底蘊。

三

　　坐在賀莊村的草地上，村民們給我們介紹說，山的背后就是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的甘加草原。身臨現(xiàn)場才恍然大悟，為什么喜饒嘉措先是進了拉卜楞寺學經(jīng)，后來又到了拉薩哲蚌寺果芒扎倉學經(jīng)。

圖為哲蚌寺果芒扎倉

　　拉卜楞寺是第一世嘉木樣阿旺宗哲修建的。阿旺宗哲是夏河甘加人，在拉薩哲蚌寺果芒扎倉學經(jīng)期間，戒律嚴謹、博學智慧，著作等身、弟子眾多，成為一代大師并出任哲蚌寺堪布。后回家鄉(xiāng)夏河創(chuàng)建拉卜楞寺，這里成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六大寺院之一，也成為格魯派果芒學派的另一個中心。果芒學派是與班欽、杰尊并列的格魯派三個重要學派之一。受拉卜楞寺的影響，果芒學經(jīng)體系在安多地區(qū)分布廣泛，輻射到周邊的阿壩縣各莫寺、松潘縣毛兒蓋寺、若爾蓋縣達扎寺等眾多寺廟。

圖為古雷寺喜饒嘉措大師的修行地

　　與拉卜楞寺只有一山之隔的古雷寺也屬果芒體系，是喜饒嘉措出家的地方，寺廟與賀莊村遙遙相望，只有3公里左右的距離。寺院上方建有喜饒嘉措當年的修行地，在寺廟東北側建有喜饒嘉措紀念館。十世班禪大師曾三次專門到古雷寺禮佛，并主持紀念館落成開光典禮。紀念館坐落在蒼松翠柏之間，我正在紀念館內仔細參觀時，突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在介紹喜饒嘉措大師的事跡，原來是青海省藏語系佛學院的老友程頤工先生，他是研究喜饒嘉措的學者，碰巧他隨青海省政協(xié)委員調研組來這里學習，于是他順便給我們做了專業(yè)的解說員，他對每一幅照片、每一件物品、每一個故事都如數(shù)家珍，喜饒嘉措大師的形象瞬間就在我的腦海中生動呈現(xiàn)出來。

圖為喜饒嘉措大師設計的古雷寺全圖

圖為喜饒嘉措紀念館

圖為喜饒嘉措大師的僧帽

　　喜饒嘉措16歲離開古雷寺到拉卜楞寺學習，5年之后再到拉薩哲蚌寺果芒扎倉學經(jīng)。32歲時參加辯經(jīng)大法會，獲得格西拉然巴第一名，由此名聲大振，“全藏學人推為宗匠”。根據(jù)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要求，喜饒嘉措擔任了佛教文獻的?？笔聞眨貏e是后來主持整理拉薩版大藏經(jīng)《甘珠爾》，這是對喜饒嘉措佛學造詣的認可，也是對果芒學派學術水平的肯定。拉卜楞寺至今仍然保持著優(yōu)良的學風，十一世班禪的經(jīng)師加羊加措先生是拉卜楞寺的高僧，也是目前果芒學派學問最高的學者之一。拉卜楞寺還保持著清凈莊嚴的教風，我的好朋友、拉卜楞寺管委會常務副主任金巴啦對此格外自豪，不時還要調侃我一下，“你們那里有些寺廟、有些僧人有點調皮喔”。進了僧團就要以戒為師、如法如儀，修習佛學就要安住身心、歷經(jīng)磨難。喜饒嘉措就曾發(fā)出感慨，“有些寺院房子修得多了，寺院周圍也新修起瑪尼轉輪了，寺中喇嘛財產增多了，但這并不等于佛教發(fā)達了，它與佛教沒什么關系，佛教發(fā)達與否視教理和行持之研修?！边@些話至今聽來仍值得回味和思考。

四

　　喜饒嘉措大師最為生動的一張照片是與毛主席的合影。大師坐在前排，扭過頭來正與主席談笑風生，這張照片拍攝于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據(jù)說，主席向喜饒嘉措請教佛教的“輪回說”：怎么能讓人相信真有輪回呢？大師反問：你今天能看見明天的太陽嗎？主席說：看不見。大師繼續(xù)：那你相信明天會有太陽嗎？主席笑了：我明白了。

圖為喜饒嘉措大師與毛主席合影

　　一個人的命運常常是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喜饒嘉措經(jīng)歷了清王朝、中華民國、新中國三個歷史時期，在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府拉薩、中華民國政府的首府南京、新中國首都北京等三個重要城市學習生活，始終處在政治運動的中心和風云變幻的焦點。喜饒嘉措大師的家國情懷、遠見卓識和無上智慧在幾個重要的歷史關鍵點上展示出來。

　　21歲的喜饒嘉措剛到拉薩時，正是英國人發(fā)動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戰(zhàn)爭，十三世達賴喇嘛出走內地，西藏沉浸在一片悲傷無助的氛圍之中，這對年輕的求學者產生極大的沖擊。喜饒嘉措在政治的角力中無能為力，只有沉下心來苦讀經(jīng)書，12年后終于一鳴驚人獲得拉然巴學位，算是對那個世道的不屈抗爭。然而隨著賞識自己的達賴喇嘛去世，退居哲蚌寺講學著書的喜饒嘉措再次感到了西藏的局勢動蕩和自己前途的渺茫。他在與弟子、國民政府“西藏巡禮團”的中央監(jiān)察委員黎丹交談時發(fā)出了“世事紛亂，不如歸去”的感慨。經(jīng)國民政府教育部的邀請，喜饒嘉措最終下決心于1936年經(jīng)印度、香港回國，后經(jīng)上海抵達南京，并被禮聘為國立中央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等五所大學的西藏文化講座老師。

圖為喜饒嘉措大師受封“輔教宣濟禪師”

　　這是喜饒嘉措在52歲時邁出的一大步，從此他站在中華民族全局的高度來審視中國的命運、來處理西藏的問題?？箲?zhàn)時期在青海等地視察寺院宣傳抗戰(zhàn)，翻印多份宣傳品寄往康藏各地；致函國民政府排除干擾，早日宣布官保慈丹為十世班禪并進藏坐床；就任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處理蒙藏地區(qū)事務，到拉卜楞寺致祭圓寂的五世嘉木樣活佛，被國民政府封為“輔教宣濟禪師”。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新中國誕生時，喜饒嘉措審時度勢，沒有隨潰敗的國民黨去往臺灣。隨后和平解放西藏勢不可擋，喜饒嘉措再次挺身而出。從1949年冬到1950年秋，喜饒嘉措先后從西寧、西安、北京分三次通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親自向西藏發(fā)表藏語廣播講話，講述當時國內形勢的發(fā)展情況，宣傳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表達他對西藏故土和人民的無限懷念之情，衷心希望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談判，爭取和平解放。阿沛?阿旺晉美，這位百歲老人在中國各民族群眾中家喻戶曉，我非常有幸在他生前多次到家中拜訪，他本人正是喜饒嘉措大師的俗家弟子。阿沛老曾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回憶說：“當1949年全國大陸基本解放，西藏的最后解放也勢在必行之際，大師響應黨中央、中央人民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號召，為西藏的和平解放奔走呼號?！敃r由于通訊設備及技術等各方面的限制，對大師的每次廣播講話，不是都能聽得清楚和完整，只能聽個大概，但大師的聲音卻能聽得十分真切，從而在大師當年的學生和朋友之間互相轉告，慶幸大師還健在。僅憑大師幾次廣播講話的內容，和帶有濃重安多鄉(xiāng)音的真切無誤的話語，就在相當眾多的西藏各階層人士之間產生了很大的號召力和穩(wěn)定作用?！?959年西藏上層發(fā)動武裝叛亂后，喜饒嘉措憤怒譴責“叛亂破壞了西藏人民的和平幸福生活，也破壞了神圣的佛教”，指出“西藏獨立”是毫無理由的白日說夢，堅決支持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平息叛亂，鼓勵各族人民把西藏建成人間樂園?；仡^檢視歷史，喜饒嘉措的明確選擇、堅定勇氣和特殊作用，值得后人贊佩。

五

　　京城古剎廣濟寺，是繁華都市里的一片凈土。1952年11月，中國佛教界的著名活佛、法師、居士，包括虛云、喜饒嘉措、圓瑛、能海、法尊、趙樸初等倡議發(fā)起組織中國佛教協(xié)會。1953年5月，中國佛教協(xié)會在廣濟寺成立，喜饒嘉措大師被選為第一屆副會長，4個月后因會長圓瑛法師圓寂，喜饒嘉措被推舉為代理會長，1955年正式當選為中國佛教協(xié)會第二任會長。直到1964年在文革前夕返回青海，喜饒嘉措大師作為中國佛教界的領袖，在北京工作生活長達12年，他的一言一行都在詮釋著佛教的理念與修持，他也因此成為那個時代中國佛教界的代言人。

圖為中國佛教協(xié)會會址廣濟寺

　　謙卑與和善，是佛教的根本。1938年喜饒嘉措在重慶佛學社演講時說，“我們目前共同所處的時代環(huán)境，最切要最合適的莫如‘四攝’。四攝者，第一為布施，布施則不爭，不爭則不亂?！焙髞碜鲞^喜饒嘉措漢藏翻譯的楊質夫先生在1934年隨國民政府“西藏巡禮團”到哲蚌寺第一次拜謁喜饒嘉措時，不僅為大師的學識所傾倒，更感“其人性情溫和，態(tài)度懇摯，頗能感知其學問之宏博，于其言辭之間可見一般”。1956年西藏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成立時，首都各民族代表和在北京的全體藏族人士1100多人歡聚在中央民族學院，喜饒嘉措不以佛教大師的身份自居，而是謙遜地以“藏族老沙門”身份，祝賀西藏自治政權早日誕生。

圖為反對使用原子武器簽名

　　慈悲與和平，是佛教的要義。在古雷寺喜饒嘉措紀念館，我們看到一幅聯(lián)合簽名錦緞，這是喜饒嘉措發(fā)起的“反對使用原子武器告世界人民書”簽名。大師在擔任中國佛協(xié)會長期間，正是世界局勢動蕩變幻之際，他在任何一個場合都積極宣揚，“和平是人類生活的營養(yǎng)，它是人類幸福繁榮的根源”，呼吁佛教徒“為了正義，為了和平，為了人類的良心”作出貢獻。他發(fā)表《一個虔誠的心愿》，“不去壓迫他人，是最善良的品質，也是能夠保衛(wèi)世界和平的大英雄”；他同參加亞洲及太平洋區(qū)域和平會議的佛教徒發(fā)表聯(lián)合聲明，“制止侵略，保衛(wèi)和平”；他為朝鮮停戰(zhàn)協(xié)定簽字歡呼，“勝利是從艱難中得來的，停戰(zhàn)協(xié)定的簽訂只是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第一步”。他率領中國佛教徒代表團訪問緬甸、尼泊爾、柬埔寨、斯里蘭卡，共同促進人類的理解與和平。

　　寬容與和順，是佛教的主張。我們都熟知習仲勛“七擒”項謙的統(tǒng)戰(zhàn)佳話，毛主席曾對習仲勛說，“你真厲害，諸葛亮七擒孟獲，你比諸葛亮還厲害”，喜饒嘉措則在其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項謙是青海省尖扎地區(qū)的千戶，因不明世情發(fā)動武裝叛亂，妄圖阻撓青海的解放。習仲勛從西北地區(qū)執(zhí)行黨的民族政策長遠考慮，沒有采取簡單的軍事進剿，而是贊成喜饒嘉措“繼續(xù)爭取”的主張。派出人員先后與項謙及其代表談判17次，喜饒嘉措本人就3次進入尖扎地區(qū)親自做工作，最終勸說項謙向人民政府投誠。

　　證悟與和美，是佛教的愿景。1937年，喜饒嘉措到達南京后曾作關于佛學的演講，在講到佛教的覺悟時曾說，“自己從一切怖畏中解脫，解救他人于怖畏，施行大悲無有偏私，做一切利益及未利益的事”。喜饒嘉措作為一位德高望重的宗教學者，不僅自己通達佛法、辨識無礙，而且希望“佛教重新振興起來，脫除一些舊的不良的積習，注入一些新的適合時代的精神”，不遺余力地推動“人間佛教”建設，成就“莊嚴國土、利樂眾生”的大行。

六

　　如果說前往拉薩是一種信仰，那么回到內地則是一種信念。喜饒嘉措在知天命之年作出的決定雖然困難，但沒有猶豫。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去世，九世班禪回藏的受阻，西藏政事的混亂，英國人的覬覦染指，西藏地方與中央關系的疏離等等，都給西藏的未來埋下了巨大的陰影。喜饒嘉措的內返，突然在西藏上空劃過了一絲光亮，成為內地和西藏甚至西方人關注的焦點。大師在印度加爾各答準備登船回國之時，曾經(jīng)指揮英軍攻打拉薩的榮赫鵬來到船上，試圖再就勸說大師赴英美做最后一次努力，然而喜饒嘉措堅定地拒絕了，“已先受中國之聘，不能不如約入京”。

圖為抗英遺址曲米辛谷

　　秋日的冷風中，我又一次站在了日喀則的曲米辛谷，在這座英軍入侵西藏時留下彈痕累累的古堡前，遙望喜馬拉雅的連綿雪山。喜饒嘉措大師當年正是從拉薩途徑這里，從亞東再到印度大吉嶺，一路風霜、無畏前行。遠方的路雖多歧途，大師的心卻異常明澈。（中國西藏網(wǎng) 文/尼瑪嘉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