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晚八點多，同事發(fā)來消息，說是陳慶英先生突發(fā)心臟病，搶救無效去世！震驚之余，反復確認后。我立刻與喜饒尼瑪先生、金志國先生、張云先生等等知名藏學家和涉藏人士聯系，請他們賜文以為致祭和紀念。大家震驚之余，一致支持我們的專欄并承諾會代為約請其他藏學同仁撰稿。

　　一面做著這些，一面腦子里都是陳老師那謙和溫暖的笑臉和那一對大大的耳朵，一面卻是“我真傻，真的”的懊惱，怎么最近半年都沒與陳老師電話呢？做了30多年記者編輯，怎么就從來沒專訪過陳老師呢？“有問題請教陳老師”了20多年，怎么就從沒想過這本活字典有一天再打不開呢？

　　在我潛意識里，陳老師就是那“永不消逝的電波”，永遠都在電話那頭，“這個問題呀，是這樣的……”

　　1991年，我從北京市通縣基層農場調進《中國西藏》編輯部（1994年升格為中國西藏雜志社）后，作為藏學初學者的第一本教材，就是恰白·次旦平措和諾章·烏堅先生主編的《西藏通史·松石寶串》。當時編輯部與西藏社科院合作，正組織陳老師等藏學家把這本榮獲國家最高圖書獎的藏文巨著翻譯為漢語文。他們住在力學胡同的一個招待所里，每天把譯文寫在一張張500字的大稿紙上，我們幾個編輯輪班，把這些手寫譯文輸入到唯一的一臺宏基電腦。主編廖東凡會在每天的某個時段，組織幾個譯者對照原文審校，據說這個時候就會吵嚷起來，等大家吵得差不多了，老廖就會用他28年西藏基層生活和藏語口語經驗，提個折中意見，往往就會“一錘定音”，次日我們再在電腦里一一校正。每一節(jié)每一章譯完，都會反復多次。雖然翻譯家們住處離我們辦公的小樓不過百十來米，但他們從未踏足過這邊，每天“起早貪黑、經寒歷暑、兢兢業(yè)業(yè)”都在翻譯、審訂，終于，1996年1月，漢譯本出版了！拿到書的人都大開眼界，果然是當代藏學典范呀！

　　在總共七章中，陳老師翻譯了第五、第六章，與何宗英、許德存、格桑益西合譯了第七章，他也是在招待所里從開頭堅持到最后的翻譯家。我作為站在編輯和藏學門檻邊的新人，在每一次的校改中，讀著那些拗口的人名地名官職名，經常撓頭到恨不能放棄。但想到隔壁翻譯家耗費的心血，想到他們白天黑夜的拼命勁頭，特別是他們那字斟句酌的嚴謹態(tài)度，憶起自己讀研時課程需要，也曾與師兄合譯過幾篇英文人類學論文比如《卡古魯人的左右手》，我負責對著文字口譯，師兄記譯并打磨成文，里面的專有名詞、思想壁壘遠不及這部巨制，但當時的絞盡腦汁卻讓我發(fā)誓從此洗手不干。對比幾位藏學家，心中頓生羞愧，又想到這是自己今后立身之本，西藏文化又是自己興趣所在，再難也得啃下去！這樣一想，心態(tài)變了，在“找岔”中學習，在學習中“找岔”，成效顯著！等圖書出版，我對西藏歷史文化已經有了一個基本了解和把握。

　　在圖書編校和刊物編輯中，我發(fā)現主編老廖（廖東凡先生讓大家這樣叫他）博聞強記，又有快30年的西藏農牧區(qū)基層生活閱歷，說話寫稿就像這本圖書一樣，神話傳說諺語山歌娓娓道來；副主編張曉明女士（她當過8年西藏大學講師，老廖讓大家繼續(xù)稱呼“張老師”）是國內首屆《格薩爾》學研究生，兩人天性善良爽直、熱心助人，又酷愛學習和鉆研，跟著他們既愉快又能“天天向上”。在他們言傳身教下，雜志社就像一個家庭，大家搶著干活，比著學習，《賢者喜宴》《漢藏史集》等藏學典籍成了大家的自學書目，這些典籍的漢譯本大多都是陳慶英先生的手筆。

　　《西藏通史·松石寶串》出版后，社會效益和市場效益雙豐收，五洲出版社聞風而動，約請雜志社做個縮寫簡編本。在征得原作者和譯者同意后，我們幾個編輯分工合作，很快完成，當年出版。我負責的是《薩迦巴時期》，實際上就是把陳老師的譯本縮略，享受他的恩澤。這個縮略本不光出了中文版，還被譯成了英德法等多種文字版，在對外傳播西藏歷史文化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受此鼓舞，香港三聯出版集團約請雜志社編寫一本介紹西藏歷史的通俗讀物，老廖就拉著張老師和我，商議做一本主要用圖片講故事的書，因為那時候社里除了編刊、舉辦海峽兩岸藏學會，組織歌舞團到寶島臺灣演出，還舉辦過兩三次西藏展覽，每次觀展人的反應都讓我們印象深刻。借鑒展覽，用圖片把西藏歷史中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呈現出來，這個想法受到出版方的高度贊同。我們用了一年多，編寫出《圖片西藏古今》，受到港臺圖書市場的熱捧，開創(chuàng)了國內涉藏圖書以圖說事的“圖文書”先河。云南人民出版社請我們再做一本，我們又編了《圖說百年西藏》，獲得2000年的國家五個一圖書大獎。這些都要感恩陳老師等藏學前輩翻譯《西藏通史·松石寶串》《漢藏史集》《賢者喜宴》等藏文典籍，讓我這個不懂藏語文的人可以了解西藏歷史文化，并把學得皮毛分享給其他人。

　　《西藏通史·松石寶串》漢譯本出版后，在如潮的好評中，也有一些批評意見，除了圖書太厚（84.5萬字，編成一冊，980頁）容易散頁之外，主要是一些翻譯不夠準確，人名地名前后不統(tǒng)一，又無注釋，還有錯別字等等。對于西藏地方歷史上第一部唯物史觀的學術著作的漢譯本來說，這些錯漏當然不能容允。原譯者何宗英先生還專門寫了兩文，在《西藏研究》上作了嚴肅深刻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為此，中國西藏雜志社社長兼總編輯廖東凡先生與西藏自治區(qū)社會科學院院長次旺俊美先生商定，再次共同修訂，雜志社承擔主責。2001年春天，原譯者陳慶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許德存重聚力學賓館，對照藏文原文，對漢譯本進行了逐字逐句地校勘，反復審讀，同時將書中的重要人名地名官職加上了藏文拉丁文轉寫，補做了大量注釋，增加了索引。我們幾位編輯照例負責對專家們的譯稿進行核校。3年多里，記不得專家和我們校了多少遍，直到2004年春天才完成。雜志社社長兼總編張曉明老師（期間老廖已光榮退休）在《再版后記》中說，“我們可以自信地說，這部漢譯版較之第一版，翻譯更加準確、完善，文字更加通暢、嚴謹，它的大量注釋和索引，使之具有更大的學術和科學價值，無論對西藏歷史的初學者還是研究者，都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參考著作。”

　　2004年3月，修訂再版本分上下兩冊正式再版。果然是天道酬勤，大家的努力得到讀者認可。圖書還在印廠庫房，來不及上書店，就迅速分銷出去。后來特別留下幾百冊，也在幾年內為中央黨校的西藏班采購走，我們編輯手頭只剩一本下冊，還是印廠翻找出來的！但大家因為這部漢譯本的出版和修訂再版，對西藏歷史文化不說登堂入室，大多達到大學水平以上?？梢哉f，陳慶英、格桑益西等的辛勤付出，不僅成就了《西藏通史·松石寶串》在國內外的廣泛影響，更是助益了國內藏學界的如火如荼。

　　差不多在修訂《西藏通史·松石寶串》的同時，雜志社計劃編寫一套西藏歷史文化叢書，取名為“《中國西藏》視點叢書”，其中的一本，以《西藏通史·松石寶串》為藍本，參閱其他西藏史籍，做故事化的改造，以故事化的文字為主，適當配圖，不是“圖說”“圖文”但效果必須等同甚至超出，命名為《西藏史話》。老廖親自給陳老師打電話，邀請他參與，陳老師答應編寫后，老廖又經常催問他進度。我當時作為叢書的執(zhí)行主編，已經與陳老師多有接觸，為刊物或者我們舉辦的學術會議約稿，請他出席我們的種種活動，他都是樂呵呵地應承。我的博士論文，陳老師是3位審閱人之一。不過，當時在我意識中，陳老師屬于導師級別，必須時刻恭而敬之。

　　2004年9月3日，陳慶英先生在西藏自治區(qū)昌都市江達縣瓦拉寺調研，拍攝下大經堂外廊21幅《格薩爾》壁畫。其后將他在寺內外所拍全部珍貴照片贈送作者，希望作者好好研究。圖為陳老師與瓦拉寺僧人合影。

　　直到有一天，我跟著陳老師，走進了他的家門。他的夫人（后來才知是蒙古族）又高又壯，快人快語，特別爽直。我們一起聊得正酣，夫人突然瞪著我，笑罵了我一句，惹來大家哈哈大笑。這個時候我立刻意會到陳老師和夫人是多么恩愛，甚至于陳老師是完全聽任夫人。從他們身上，我看到父母生前的影子，很自然地把自己代入到他們膝下。正是從那天起，陳老師在我心目中就既是導師又是父輩了。除了工作上不斷“麻煩”他之外，自己在生活或學業(yè)上有了疑難，會第一時間打他電話，而總是在線的陳老師會立刻樂呵呵地應承，慢悠悠地解答。一些對我工作學業(yè)有助益的論文圖書或者圖像影視資料，或者他覺得有意思的東西，陳老師會分享給我，比如說《西藏考古發(fā)現與“高原絲綢之路”》《我“失敗”的藏語學習經歷》，比如說《救救北京的那些鳥，它們快要笑死了》《太治愈了！拍攝松鼠6年，一組最美最萌照片帶您進入童話世界》，還有他的新講義，如《對西藏分治割據時期歷史的思考》——“這是上前年在西藏民大講的，你們看看用這種語言風格講故事，行不行？”我看后提出，“有點長，倒是可以切分成幾節(jié)，一節(jié)一節(jié)發(fā)布。有沒有可能增加點故事性？”他說：“我想想看?！蔽覀兂隽耸裁串a品，或者我喜歡的東西，也會轉發(fā)給他，如喜饒尼瑪先生在專欄《民國涉藏那些事》里陸續(xù)發(fā)布的作品，或者梳理人物、事件，或者對人物事件有新發(fā)現，總讓人眼前一亮。

　　有一天，陳老師把我叫到藏研中心歷史所他的所長辦公室，遞給我一個光盤，說里面是他到昌都瓦拉寺拍攝的《格薩爾》壁畫，“你不是搞《格薩爾》的嘛，這個寺院不容易去，它的壁畫很有歷史，表現的都是《格薩爾》，你好好研究，不要埋沒了它們?！蔽医舆^光盤，不說感謝反而推脫道，“不一定搞得出啊，您知道的，費腦子的事我是越來越不想干了?！标惱蠋焻s說，“那看你興致，啥時候想干了再做?！蓖晖耆睦细赣H寵女兒架勢。

　　2018年，中國西藏信息中心（2016年9月中國西藏網并入中國西藏雜志社，刊網合并后改稱此名）在成都舉辦通訊員培訓班，陳老師退休后大多在邛崍住，我們請他來給學員們講課，他問清楚時間，滿口應允，還說正好要到成都開會，不用我們接，他自己過來。講課那天，PPT上只有一張中國地形圖，上面打了個標題《西藏歷史概說》，從遠古到當下，從權貴到平民，既有清晰的歷史脈絡，又有人物事件的細節(jié)還原，還有他個人和學界的評判，77歲的陳老師就從他那光亮的大腦門里抽絲剝繭，洋洋灑灑講了3小時還意猶未盡。我們40多個學員聽得如醉如癡，滿眼星星。凝神之間，注意到老爺子的神態(tài)，端的是滿面慈悲，滿心歡喜，特別是那對惹眼的超級大耳朵十分有“佛相”，我想世人常說的高僧大德，無外如是吧。

　　2018年陳慶英先生在成都為中國西藏信息中心通訊員培訓班講授“西藏歷史概況”，從遠古到當今，數千年歷史凝縮于3小時，陳老師全憑記憶，期間師生均未休息。作者攝

　　也是從這年起，考慮到20世紀的許多藏學著述一時無法再版，特別不利于學習和傳播，我們準備做一個公益數字化閱讀平臺，這就需要各位藏學家的大力支持。授課結束后，我向陳老師匯報這個設想，想向他購買有關著作的非專有數字版權。他問為什么是“非專有”？我說，主要是為作者權益考慮，個別作者可能與出版社簽訂的合同還沒到期，或者今后還要再版，我們只買他的“非專有”數字化權益，他就可以最大化地享受著作權益了。當然，在與其他出版社簽訂出版合同時，他也得注意在數字化版權專項里，只能讓渡“非專有”權益。這些我們在與各位藏學家協商時會特別說明，提請他們注意。之后又介紹了平臺除閱讀還有語音功能，受眾可以一頁頁閱讀也可以通過語音收聽，還有聽讀獎勵機制，等等。陳老師聽完，特別贊同，夸獎說，你們確實為作者和讀者都考慮到了，可以說是設身處地，不愧是良心傳媒人，這事對于西藏歷史文化的傳播，對于講好中國故事，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好事。他表示，只要平臺需要，他的作品都可以用。

　　近些年里，我組織編寫了兩套叢書，都請陳老師做主編，他說你自己完全夠（格）呀，我說自己火候不到，還是借重您的威望更好，他也就不再推辭。其中的“視覺西藏·西藏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與弘揚”中，出版社提出，可以把《西藏史話》修訂再版，但最好改個書名。原書6人合著，我聯系了陳老師和喜饒尼瑪先生，他倆仔細修訂了相關章節(jié)，陳老師還發(fā)來自己拍攝的圖片，我們一起商定了新書名《西藏歷史圖說》，我修訂了自己和其他3人的章節(jié)、重新配圖，期間但凡有所疑惑，立刻問詢陳老師，總能如意解惑。簽合同時陳老師直接授權我代理他的一切權益，圖書出版后，市場反應良好，各方共贏，陳老師也很是滿意。

　　2006年賢夫人去世，特別是陳老師退休后，他的健康狀況其實不佳，經常犯各種毛病，如腦梗，如濕疹，如無力行走，等等，但他從不聲張，總是默默扛著，見面時大家永遠看到的是他謙和寬厚的笑容，溫文爾雅的言行，有人相讓或相勸，他會喝些啤酒抽根煙，無人搭訕時安然靜坐，完全是渾然天成的智者做派，以致藏學界公認他會是長壽翁。他自己也說家有長壽基因，父母都得享九十多歲高壽。但我從父親的經歷知道，越是恩愛夫妻，喪妻之痛越是對丈夫打擊巨大。也因此，我把好友中一位陳老師的擁躉介紹給他，希望他們互相溫暖，遺憾的是操之過急，好事未能成事。但陳老師并未怪罪，一如既往地對我關照扶持。三五年前，按事業(yè)單位規(guī)定，女性55周歲可提前退休，我考慮到外地康養(yǎng)，有人建議成都，我向陳老師咨詢，他建議我考慮邛崍，我說好，那您幫我在小區(qū)看看，有無合適的，等辦下退休，我就住到您身邊。不到半月，他告我看了幾套。但最后另選了春城，定購了一個精裝商住小套，我向陳老師報告，說等房子交付，您搬來春城，咱爺倆樓上樓下，可分可合，您指導我和阿丹，我們再一起為藏學界做些事，好不好？陳老師在電話那頭，樂呵呵地連連答應，“好嘛，好嘛?！?/p>

　　遺憾的是，按照新規(guī)，我沒能提前退休；緊接著，疫情來了，延綿兩年多未絕，我們敬愛的陳老師卻走了。我們的最后通聯，是在今年3月底，我與陳老師微信，關于他著述的《達賴喇嘛轉世制度》的非專有數字化版權，請他給個電子簽名，這樣合同簽訂，走完全部法定程序，我們的平臺和小程序就可以試運行了。4月1日，陳老師發(fā)來鋼筋鐵骨式的簽名，并無多話，猜想可能并非本人操作，但并未多想。孰料才過十天，老師竟然撒手人寰！

　　嗚呼！藏學界痛失又一巨擘！

　　哀哉！后學們痛失又一良師！

　　嗚呼哀哉！那本活字典再也打不開了，那個人真的走了……

　　我們敬愛的陳老師，您請走好！

　?。ㄖ袊鞑鼐W 文、圖/周愛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