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美國前總統(tǒng)特朗普的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在接受CNN著名記者塔珀采訪時脫口而出，承認在自己任職期間，美國曾策劃了旨在顛覆別國政權的政變。

　　說“脫口而出”，是因為博爾頓此次的“承認”，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塔珀“套”出來的：他被“2020年1月6日沖擊國會大廈事件是政變”“特朗普支持了沖擊國會大廈事件”“所以特朗普支持了政變”的三段論激怒后，力圖印證“特朗普支持的不叫政變”，“真正的政變”在他看來是在境外所策劃，旨在顛覆別國政權的政變。

　　2020年，博爾頓下臺后出版的回憶錄《發(fā)生的房間》中，記述了他在任職期間參與支持委內瑞拉反對派人物瓜伊多顛覆該國現任總統(tǒng)馬杜羅的“嘗試”，但拒絕承認那是“政變”。此次在經驗老到的記者誘導下，他卻坦白承認了“那就是政變”，且理直氣壯、毫無悔意，一副“唯一的錯誤是沒成功”的氣魄。不僅如此，從博爾頓的話語中不難聽出，他參與或知情的、由美國策劃的旨在顛覆別國政府的政變活動，遠不止委內瑞拉這一場。

　　某種程度上，至今仍對特朗普忠心耿耿的博爾頓正是因為他的沒頭腦和“橫沖直撞”在特朗普任上提前被炒，他的許多同僚、前同僚也一直捏把冷汗，擔心他在這個敏感問題上失言，中央情報局（CIA）前秘密服務審查員西弗就曾公開在推特上哀求當時還未卸任的博爾頓“行行好，能不能表個態(tài)，說美國再不會在別國策劃政變了”，而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戴蒙德則在博爾頓“失言”后破口大罵“你這樣承認，難道不會損害我們推進和支持民主的努力嗎”“在顛覆外國政府方面我們已經夠聲名狼藉的了”。

　　然而，正如許多知情者，如《中東之眼》撰稿人、左翼資深記者喬吉爾所指出的那樣，美國參與拉美、非洲、中東和歐洲政變及政權更迭干預由來已久，“不僅僅是冷戰(zhàn)時期的好奇心而已”，博爾頓的所謂“壞規(guī)矩”，無非把美國一直在做的事公開說了出來而已。

　　前玻利維亞總統(tǒng)莫拉萊斯2019年被軍方政變推翻，他曾憤憤不平指責美國充當了“幕后黑手”，操縱顛覆了這個令其不快的拉美左翼政權。事實上，在拉美這個“美國的后院”，美國曾策劃了無數次成功或未遂的政變，其中最出名的莫過于1973年智利“9.11”軍事政變，美國軍情部門策動、支持皮諾切特發(fā)動政變，推翻并殺害了民選左翼總統(tǒng)阿連德，建立了長達17年的軍事獨裁政府。

　　美國不僅策動政變去顛覆敵視的外國政府，那些明明親附美國卻失寵的外國政府也難逃其毒手：一直追隨美國的前南越總統(tǒng)吳庭艷，只因公關形象下滑，就被急于撇清關系的美國政府策劃推翻，進而推動阮文紹、楊文明等在1963年發(fā)動“11.1”政變，殺死吳庭艷全家后取而代之。

　　因為通過政變“換馬”更加省力，在某些地區(qū)美國甚至“習慣成自然”，如加勒比島國海地自1804年獨立至今，平均每不到三年就發(fā)生一次政變，其中十有八九都和美國有關。

　　戴蒙德因為博爾頓“失言”敗壞美國形象急得破口大罵，但正如觀察家們所嘲諷的，這位研究員本人就是“桃花源中人”之一。這位前情報官員不僅曾參與顛覆伊拉克薩達姆政權，還拿著美國國務院津貼，通過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創(chuàng)作了被認為在2014年烏克蘭政變中起到關鍵作用的“我是烏克蘭人”視頻，并令其廣為流傳。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在參與策劃針對別國政府顛覆活動中能量如此驚人，難怪被英國媒體《晨星》報譏諷為“外國政權顛覆基金會”。

　　當然，博爾頓也好，“外國政權顛覆基金會”也罷，說到底不是專職軍情機構，按照塔珀的諷刺就是“不專業(yè)”，更多“專業(yè)顛覆活動”是要靠中情局（CIA）這樣的專業(yè)機構去操辦的，且往往遠遠超過了“政變”的規(guī)模。如1961年4月17-19日意圖顛覆古巴卡斯特羅政權的“豬灣事件”，CIA不僅訓練、派遣了上千名武裝到牙齒的雇傭軍，還派遣涂有假國籍標志的美國軍艦、軍機赤膊上陣。由于古巴軍民頑強抵抗，這次CIA有史以來最大規(guī)模的境外顛覆活動以慘敗而告終，美國“外國政權顛覆者”的形象也就此惡名遠播，哪里需要博爾頓來承認？

　　甚至，許多今天的美國領土，當初也是通過發(fā)動政變或其它顛覆手段獲得的，如通過操縱政變顛覆原本獨立的夏威夷王國，扶植親美“共和國”，再讓這個“共和國”自己請求加入美國；在原本屬于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亞、得克薩斯，索性由美國移民、牛仔直接越境去“鬧獨立”，前者還鬧出剛剛“獨立”就得知美國聯邦政府已等不及直接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又忙不迭取消“獨立”，趕緊加入美國的笑話。

　　政變或其它陰謀力度不夠，美國會動用更有效的手段——戰(zhàn)爭。為收拾“不聽話”的格林納達政府，美國在1983年糾集7個加勒比小國發(fā)動“緊急狂暴行動”，用軍隊推翻了該國政府，這次行動在聯合國大會上遭到100個以上成員國的譴責，美國僅靠否決權維持了臉面；為了維護在巴拿馬運河區(qū)的霸權，美國以“掃毒”為名，在1989年發(fā)動“正義之師行動”，出動包括隱形戰(zhàn)斗機在內的軍事力量，把巴拿馬合法領導人諾列加逼出避難的梵蒂岡使館，抓到美國受審、判刑、坐牢，如此霸道的行為連其后來扶植的新政權都感到不滿，最終仍然堅持收回了運河區(qū)的管理權。

　　美國的政變、顛覆當然絕非其所稱的“為了民主”：智利的阿連德是如假包換的民選總統(tǒng)，卻被公認獨裁專制但聽命于美國的皮諾切特所推翻。美國的顛覆目的只有一個——以聽命于自己的政權置換“不聽話”或“不再聽話”，甚至僅僅“不中意”的政權，如前述被美國出兵抓回受審的巴拿馬總統(tǒng)諾列加，當初不就是被CIA送上臺的？難道他上臺時就不“劣跡斑斑”嗎？老布什是諾列加幾次參與、發(fā)動政變時的美方秘密行動負責人，也是出兵推翻諾列加時的美國總統(tǒng)，他曾一語道破天機：彼時的諾列加是“我們的惡棍”，而1989年時則變成了“不聽我們的惡棍”，僅此而已。

　　正如喬吉爾所言，博爾頓的一番“失言”并未透露任何有關美國的新鮮內容，他只是再次坦白地提醒世人，“美國的顛覆行動和欲望從未曾消失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