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契丹族建立的遼朝強盛一時，與農(nóng)耕地區(qū)的五代、北宋等王朝長期對峙達兩百余年，這得益于其獨特的治國理念。《遼史·百官志》云：“至于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因俗而治，得其宜矣?！?/p>

　　遼朝之所以“因俗而治”，基于其地理、經(jīng)濟和人口上鮮明的農(nóng)、牧（漢、蕃）二元特色。遼朝疆域跨越長城，包括了農(nóng)耕區(qū)和游牧區(qū)：“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zhuǎn)徙隨時，車馬為家。此天時地利所以限南北也?！保ā哆|史·營衛(wèi)志》）在行政區(qū)域的劃分上，遼朝采取“五京制”，其中上京地區(qū)為契丹故地，中京地區(qū)為奚族故地，東京地區(qū)為渤海國故地，南京和西京地區(qū)則是原為燕云地區(qū)的漢族故地。民族成分上，“四姓”——契丹、奚、渤海和漢——占總?cè)丝诘慕^大多數(shù)，而漢人占比過半。其中的奚族與“國族”契丹原本都以游牧漁獵為生，而渤海人早已高度漢化。針對這一社會現(xiàn)實，遼初統(tǒng)治者“因俗而治”，“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建立“蕃漢分治”的“二元（重）制”（又稱“雙軌制”）政治體系：收服奚族后為奚族首領(lǐng)建立奚王府，保留部族制；滅掉渤海國后成立東丹國，“治渤海人一依漢法”；將幽云十六州納入版圖后也基本不改其官制。

　　雖然遼初實行“二元制”是不爭的史實，但若以“二元制”來概括整個遼代的政治體系則未免片面僵化、有失偏頗。實際上，這種“分治”局面很快就起了變化：奚族六部本是奚王府屬部，后來朝廷以奚王征討邊部戰(zhàn)敗為由將其劃歸契丹北府管轄；東丹國成立不久，渤海人就被大批遷到東平郡，東丹國官僚體系也幾經(jīng)易名調(diào)整?？傮w上，遼在逐步從部族制政權(quán)向唐宋那樣的集權(quán)制國家轉(zhuǎn)變；地方上官職設(shè)置漸趨漢化，中樞官僚體系以及各種典章制度也是如此。首先，“蕃不治漢，漢不治蕃”并非全部事實——漢人任北面官、契丹人任南面官者不勝枚舉。《遼史·太宗本紀》載，“契丹人授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姻”（為了便于“因俗而治”，還允許蕃漢聯(lián)姻）；有漢人血統(tǒng)的韓德讓還曾身兼大丞相和南、北院樞密使，集軍政大權(quán)于一身。其次，遼代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南、北面官合而為一的情況。如漢人行宮都部署和契丹行宮都部署，至遲在遼圣宗時期就被合并為諸行宮都部署，并多次由漢人擔任此職。興宗時，蕭孝忠曾奏請合并契丹樞密院和漢人樞密院，但由于他過早去世而作罷。此外，其他典章制度也有類似趨勢。自太宗入晉后，“皇帝與南班漢官用漢服；太后與北班契丹臣僚用國服”；圣宗統(tǒng)和元年冊承天皇太后時，“給三品以上用漢法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出現(xiàn)按照品級而非民族定官服的情況（《遼史·儀衛(wèi)志》）。

　　遼朝這種漢化加深、漸趨一體的轉(zhuǎn)變，仍是基于其“因俗而治”，只不過遼代中后期之“俗”與遼初不同。多次大規(guī)模的人口遷徙造成了民族間的混居雜處，而漢人最多。原為奚族故地的中京“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虜中風俗》）；原為契丹故地的上京則“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新五代史·四夷附錄》）；其他地區(qū)與此類似。遼朝經(jīng)濟農(nóng)牧并重。但見“馬群動以千數(shù)，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蕃漢人戶以羊、馬多少定其貧富等差”（《使遼詩注》）；保護農(nóng)業(yè)、獎勵墾荒的政策帶來了糧食的大量增產(chǎn)，以至于能“以粟二十萬斛助（北）漢”（《遼史·景宗本紀》）。雜居也促進了“四姓”在飲食、服飾、語言、娛樂等方面的相互學習，但以漢化成分居多：遼末金初，“凡聚會處，諸國人言語不通，則各為漢語以證，方能辨之”。（《奉使行程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遼代法律從太祖時期“詔大臣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則斷以律令”（《遼史·刑法志》）漸趨全面漢化。遼初法律屬于“蕃漢分治”，結(jié)果導致“其法輕重不均”“蕃民毆漢人死者，償以牛馬，漢人則斬之，仍以其親屬為奴婢”（《東都事略》）。隨著農(nóng)牧交融的加深，圣宗朝開始對法律進行“一等科之”的修訂。興宗朝制訂了《重熙新定條例》，收效良好。道宗朝則頒布了進一步漢化的《咸雍重修條例》，結(jié)果由于“條約既繁，典者不能遍習，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眾，吏得因緣為奸”（《遼史·刑法志》），最終又被廢除。可見，“因俗而治”固然要與時俱進，但也不可冒進。

　　一言以蔽之，遼朝施政“因俗而治”，其政治體制始于蕃漢“二元制”，然后順應(yīng)時代潮流而漸趨“一體”漢化。這背后的歷史必然性，源于中華民族開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基因。梁啟超將漢族比喻為像滾雪球一樣形成的混血民族，事實上不僅漢族如此，其他民族也多有融合。契丹族源于東胡族系的鮮卑宇文部別支，形成過程中也有其他部族的融入（活躍于草原上的部族向來更替頻繁，同一族分裂為幾部或多部族融合為一支屢見不鮮）。契丹族在形成過程中就以多種方式融合和吸納了突厥、回紇、渤海和漢族的人口和文化。

　　影響更大的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以儒學的開明夷夏觀——“用夏變夷”為典型。堅持“士志于道”的儒家知識分子，或者在面對文明相對落后的政權(quán)的威逼利誘時選擇拒不合作甚至以死抗爭，表現(xiàn)出崇高的民族氣節(jié)，或者在身處異鄉(xiāng)時選擇“用夏變夷”，積極利用自身才能幫助當?shù)亟y(tǒng)治者維護社會秩序、發(fā)展生產(chǎn)、推行教化。遼朝能夠“因俗而治”、漸趨一體漢化，離不開那些積極“用夏變夷”的儒士。遼初，“庶事草創(chuàng)，凡營都邑，建宮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遼史·韓延徽傳》）。其他如韓知古、康默記等，也都被稱為“佐命功臣”。遼朝統(tǒng)治者很重視對儒學人才的吸納和重用，如圣宗就曾“詔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諸道軍有勇健者，具以名聞”（《遼史·圣宗本紀》）。此外，遼朝還通過興辦官學、開科取士等方式，培養(yǎng)和選拔儒學人才。這些有志于“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儒士，乃是促使遼朝農(nóng)牧深入交融、政權(quán)漸趨漢化的中堅力量。

　　契丹人長期處于中原王朝的羈縻統(tǒng)治之下，其首領(lǐng)通過出使、貿(mào)易、劫掠等活動熟悉了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和燦爛文化，從而產(chǎn)生對中原王朝的歷史文化認同。自稱“天皇帝”的遼太祖，“慕高皇帝，故耶律兼稱劉氏，以乙里室、拔里比蕭相國，遂為蕭氏族”（《遼史·后妃傳》）。他還以“佛非中國教”為由決定祭祀孔子。遼太宗攻占汴京后說，“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新五代史·四夷附錄》），以中國皇帝自居。《遼史·儀衛(wèi)志》說太宗“立晉以要冊禮，入汴而收法物，然后累世之所愿欲者，一舉而得之”，可見其志向。顯然，遼朝統(tǒng)治者要建立的是具有正統(tǒng)地位的中原王朝，而“二元制”只是其權(quán)宜手段。更有遼道宗自信“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他要做中國正統(tǒng)皇帝的思想反映在宣懿皇后蕭觀音與其唱和的《君臣同志華夷同風應(yīng)制》詩中：“虞廷開盛軌，王會合其琛。到處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蠡谷，聲教薄雞林。大寓看交泰，應(yīng)知無古今?！保ā斗俳蜂洝罚┰娭小坝萃ⅰ焙汀巴鯐奔慈A夏的虞舜、西周王朝，“蠡谷”和“雞林”指匈奴和新羅等“夷狄”政權(quán)。全詩大意是，大遼朝聲望隆重、文教遠播，與正統(tǒng)華夏王朝并無兩樣。在這里，道宗津津樂道于遼朝華夷同風、不輸中原王朝的文化成就，他雖未明言自身是“華”，卻顯然以“華”自居。

　　總之，以“因俗而治”為原則，始于“二元制”然后漸趨一體是遼代政治體系的歷史實際。這種轉(zhuǎn)變趨勢順應(yīng)了遼代社會農(nóng)牧文化交融程度逐漸深入的歷史發(fā)展潮流，也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強大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體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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