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終究是要走的，你們將會留下來擔當保護莫高窟的重任。”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首席項目專家內維爾·阿格紐的“深情表白”，讓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銘記了近30年。如今，莫高窟有了長期堅守大漠的專業(yè)人才隊伍，阿格紐和他的團隊亦“不舍離開”。

“敦煌研究院是在改革開放中發(fā)展壯大的?！弊鳛槟呖叩谒拇罢崎T人”，王旭東對莫高窟保護國際合作的認知，始于他剛到敦煌研究院的1991年，在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的一次工作會議上?！艾F在合作的時候，你們要親自動手，而不是我們動手，你們旁觀?！眱染S爾·阿格紐當時強調說。

“事實上，莫高窟的出現本身就是‘國際合作’的產物?！痹谕跣駯|看來，這個古老石窟中至今留存著來自東西方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的結晶，即是因絲綢之路而連接在一起的“共同信仰”。

1979年，歷時30多年搶救性保護的敦煌莫高窟開始對公眾開放。至今年暑期，莫高窟經歷了其近40年來同期最大客流沖擊，游客量持續(xù)“爆棚”。這處世界文化遺產能安度“文物和游客雙安全”的嚴峻考驗，得益于國際合作下探索出的一系列科學保護和開放措施。

在莫高窟對外開放同一年，敦煌研究院與日本合作出版《敦煌石窟》五卷本，將敦煌研究院過去積累的保護研究成果呈現出來，意味著國際合作的啟程。隨后，該院學者到日本去訪問留學，日本學者也相繼來到敦煌，形成了持續(xù)至今的雙向交流。

20世紀80年代，莫高窟成為中國第一批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世界遺產地。作為中國最早邁開改革開放步伐的文物保護科研單位之一，敦煌研究院隨即進一步打開“大門”，主動提出合作保護的愿望，并建立了國際合作平臺，開啟常態(tài)化“國際合作之路”。

王旭東介紹說，幾十年來，來自日本、美國、英國、澳大利亞、香港等國家和地區(qū)的文化遺產保護機構、高等院校、科研機構以及個人，先后來到敦煌，不僅帶來了保護設備和經費，還帶來了先進的保護理念和技術，投入到敦煌壁畫的保護修復、文物病害防治、敦煌文化的研究與弘揚之中。

“莫高窟保護事業(yè)發(fā)展的關鍵是人才?！蓖跣駯|表示，在長期國際合作中，敦煌研究院培養(yǎng)了人才隊伍，學到了國際上先進的保護理念和技術，形成了一整套保護莫高窟文化遺產的科學程序和方法，建立起文物本體和載體保護、賦存環(huán)境監(jiān)測、文物保護區(qū)安全防范等全方位的科學管護體系。

事實上，改革開放之前的莫高窟保護管理多依靠“自力更生”。王旭東說，上世紀50年代末，莫高窟部分壁畫顏料脫落較為嚴重，當時國內沒有相關專家，中國政府曾請來捷克專家?guī)兔π迯停蚨鼗蜅l件艱苦，不久便離開。自此直到改革開放期間幾乎再無官方間的國際合作，但民間的一些文化交流活動并未斷絕。

“這是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不開放就會成為歷史的罪人；但是手段方式也很重要，開放得不合適也會成為歷史的罪人。”王旭東認為，因此弘揚敦煌石窟的燦爛文化，需要對受眾進行區(qū)分，為學者和大眾、學生和成人、國內游客和國外游客量身定做不同的服務，“目前有30個洞窟的高清圖像已經實現了全球共享，遲早有一天要全部開放”。

關于近年內地頻現“敦煌學回歸”熱議，王旭東直言“并不喜歡這個說法”。他表示，敦煌學本來就是一個國際性的課題，擔心的就是“國外研究敦煌的人少了，回歸有什么意義呢”，不僅國際合作要繼續(xù)加大力度，而且要警惕坊間關于“終止國際合作”的言論。

近40年來，集珍貴性與脆弱性于一身的莫高窟，由搶救性保護過渡至預防性保護“轉危為安”。由敦煌研究院主導研發(fā)的中國首個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實現了對出土文物的零距離保護；“數字敦煌”項目推動高冷的千年文化遺產“飛入尋常百姓家”；游客承載量設置保障了文物和游客的雙重安全……

“這為文化遺產保護提供有效支持和服務。”敦煌研究院副院長趙聲良介紹說，這在敦煌石窟綜合保護體系構建和絲綢之路沿線文物保護過程中，獲國家技術專利50多項，推廣應用于全國10多個省(市、區(qū))的200多項文物保護工程。

這些成果還成為絲綢之路沿線諸多文化遺產效仿的“范本”。2016年以來，敦煌研究院先后受邀前往印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考察相關文化遺產，并作為中國文化遺產專業(yè)團隊首次對阿富汗巴米揚石窟進行了堪稱“破冰之旅”的學術考察。

近年來，敦煌研究院與英國、法國、意大利、美國、日本、印度等國家的科研院校密集往來，并簽署了一系列合作協(xié)議。今年秋天，敦煌研究院與意大利威尼斯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決定于2019年共同在意大利舉辦敦煌文化展覽，以達到提升學術水平、弘揚敦煌文化的目的。

意大利威尼斯大學校長米歇爾·布格列西表示，敦煌文化藝術魅力令人震撼，這正是威尼斯和敦煌相似之處，期待雙方可以開啟更多的合作和聯(lián)系，共創(chuàng)新的輝煌。

“我們現在不斷創(chuàng)造條件，讓年輕人到國外去深造，去開拓視野。”上世紀90年代，趙聲良曾作為“訪問學者”赴日本留學數年。他說，當時聽到“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說法很受刺激，他和很多年輕學者一心想把中國人自己的“敦煌學”建起來，當年日本在此領域的研究成果和先進經驗讓人深受啟發(fā)。

近年來，敦煌研究院主導研發(fā)的一系列保護成果在敦煌石窟的科學保護、學術研究、敦煌文化弘揚中填補了一個又一個空白。而敦煌研究院的“國際合作”方興未艾，近兩年來，來自日本和美國的學者主動入職敦煌研究院，希望通過他們的語言、視角和文化背景來向全球傳播“敦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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