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關(guān)生物學的知識發(fā)展到兩宋時期，逐漸從原來的知識門類中分離形成“鳥獸草木”之學。這與知識的分化與書籍的增多有關(guān)，其中一個重要體現(xiàn)就是以花卉譜錄為代表的植物學專著大量涌現(xiàn)。梳理宋代的“草木”專書，至少可以得到41種這一領(lǐng)域的專著，并能從中發(fā)現(xiàn)歐陽修、陸游等士人在促進“草木”之學發(fā)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追求博物知識的方式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撰譜錄 創(chuàng)體例

　　最早的譜錄與譜牒、家譜的記載密切相關(guān)，后來人們也開始利用這種體例來記載不同類別的事物。為植物修譜撰記并不是宋人首創(chuàng)，早在魏晉南北朝時就有植物學專著出現(xiàn)(《竹譜》《魏王花木志》《南方草木狀》等)，唐五代時期也有花卉類專譜現(xiàn)世(《百花譜》《花經(jīng)》等)。但若從數(shù)量和質(zhì)量來看，宋代的植物學專著卻遠邁前代，尤以花譜為最。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王毓瑚、天野元之助等學者對包括宋代花卉譜錄在內(nèi)的中國古農(nóng)書做過深入研究，整理出涉及牡丹、菊花、芍藥、蘭花、梅花、海棠、玉蕊花等七大類四十一種花卉專著。這些花譜的作者多半出于士人群體，其中不乏像歐陽修(《洛陽牡丹記》)、陸游(《天彭牡丹譜》)、范成大(《范村梅譜》《范村菊譜》)、周必大(《唐昌玉蕊辯證》)這樣名震四方的士大夫領(lǐng)袖。他們共襄盛事、薪火相傳，將宋時花卉的繁盛記錄其中，使后人可以一睹1000多年前花卉爭奇斗艷的勝景。

　　當然，歐陽修、陸游等士人在撰著花卉譜錄時已不再只是專注于前人欣賞花卉的詩詞，而是記載栽植技術(shù)、品種變化，使得譜錄的文學色彩趨淡、科學實用色彩漸濃，如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便是詳述接植栽灌之事、詳列牡丹花品并一一解釋花名出處。這種著作體例成了撰述花卉專譜的定式。陸游的《天彭牡丹譜》便“書體全仿歐記”。而王觀的《揚州芍藥譜》也與歐記體例相似，風格趨同——歐陽修《洛陽牡丹記》中詳述接植栽灌之事，王觀的《揚州芍藥譜》對芍藥的栽培和移植技術(shù)亦多著筆墨；歐陽修詳列24種牡丹花品，王觀亦按次第排列31種芍藥花品。另外，王觀在譜中也提到“洛陽土風之詳，已見于今歐陽公之記，而此不復論”。說明王氏在撰寫該譜之前已讀過《洛陽牡丹記》，他很有可能是在歐氏的寫作風格影響下提筆撰寫芍藥譜的。

　　記品種 錄變化

　　士人們在花卉譜錄里重點記錄了一些花卉的品種變化，由此可以看出，得益于較為系統(tǒng)的壅培技術(shù)，宋代花卉的人工種植成績顯著。比如，從歐陽修《洛陽牡丹記》和周師厚《洛陽牡丹記》記錄的牡丹品種來看，河南洛陽地區(qū)的牡丹從公元1031年的24種(歐陽修《洛陽牡丹記》)增加到公元1081年錄的109種(周師厚《洛陽花木記》)，五十年間品種翻了兩番多且精品不斷涌現(xiàn)。除了洛陽，河南的其他地區(qū)也盛產(chǎn)牡丹。張邦基在《陳州牡丹記》中便記錄陳州地區(qū)的牡丹品種精品不斷，單是一品“縷金黃”便引得眾人駐足觀看。這一定程度上說明北宋時期河南地區(qū)壅培牡丹的技術(shù)日益精湛。江浙地區(qū)亦是牡丹的主產(chǎn)區(qū)，我國第一部牡丹專譜(仲休《越中牡丹花記》)便在此地誕生。據(jù)該記所載，宋初該地牡丹的品種已達32種。到了慶歷年間，牡丹專著《慶歷花品》亦在該地誕生，“以敘吳中之盛凡四十二品”。從江南地區(qū)再向西延伸，四川地區(qū)的牡丹在宋朝亦很繁盛。從陸游的《天彭牡丹譜》所記牡丹品種來看(66種)，四川天彭地區(qū)的牡丹可媲美北宋時期的洛陽。

　　北宋河南地區(qū)亦是產(chǎn)菊之地，史鑄在《百菊集譜》中便冠以“虢地品類”來敘述河南地區(qū)菊花品種。在當時河南洛陽地區(qū)，花農(nóng)培育出繁多的菊花品種。撰于北宋末年(1104年)的《劉氏菊譜》可以說開了我國菊花專譜先河，主要記錄的就是洛陽地區(qū)35種菊花品種，這比周師厚列出的該地菊花品類(《洛陽花木記》26種)多了9種。到了南宋，隨著政治中心的南移，江浙地區(qū)的菊花得到全面發(fā)展。從傳世的專譜(《史氏菊譜》《范村菊譜》《百菊集譜》)所記菊花的品種來看，南宋時期江浙地區(qū)菊花呈百菊競艷的勝景。

　　與牡丹、菊花能夠在南北各地形成種植區(qū)域相比，芍藥花則主要集中在當時的揚州地區(qū)。劉頒的《芍藥譜》中將揚州地區(qū)的31種芍藥分了七等，而孔武仲《芍藥譜》中所記的33種芍藥花，是作者實地考察和訪問所得，他將這些芍藥一一列出品名，并詳細對其色、形等進行解釋。在二譜的基礎(chǔ)上，王觀的《揚州芍藥譜》又新增八品(39種)，為當時之最。在譜中，王氏按照較為科學的分類方法，從花色和花形兩方面入手，詳列其新得的8種花品。

　　述風土 敘民俗

　　士人在花卉譜錄里還記錄了一些風土人情，借此我們可以一窺兩宋時期社會的民俗狀況與社會文化。宋時賞花成為群眾性文化活動，婦孺老幼皆喜愛。群眾性的普遍喜愛刺激了花卉的種植，使栽植花卉進入繁盛期，在全國范圍內(nèi)形成了獨立的種植行業(yè)，出現(xiàn)了像河南陳州地區(qū)和四川天彭地區(qū)這樣的牡丹主產(chǎn)區(qū)，種植的面積也不斷擴大。張邦基在《陳州牡丹記》中對牡丹種植面積有過直接描寫，“園戶植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陸游也曾在《天彭牡丹譜》中記錄天彭地區(qū)花戶“連畛相望”的盛況?；ɑ軘?shù)量日益增多，品種愈出愈奇，使得簪花成為宋時普遍的民俗活動。歐陽修在《洛陽牡丹記》中記載，“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王觀《揚州芍藥譜》也說，“揚之人與西洛不異，無貴賤皆喜戴花”。從兩專譜記述時間來看，北宋前期洛陽、揚州一北一南，簪花在宋代城市中已蔚然成風。宋時的民俗中亦有獻花。宋時獻花行為多為民向官獻花，胡元質(zhì)在《牡丹記》便有記錄。而獻花一旦變?yōu)榈胤焦賳T向上級或皇室敬獻則成為貢花，胡元質(zhì)說，“(宋景文)公在蜀四年，每花時按其名往取，彭州送花，遂成故事”。這種貢奉也讓隋代發(fā)明的“蠟封果蒂”運用在貢花上，歐陽修在《洛陽牡丹記》中就記錄了“蠟封牡丹蒂”的具體做法，用來保鮮存香。

　　無論是福柯的《知識考古學》還是彼得·伯克的《知識社會史》，其撰書目的都在向讀者傳遞一個信息，即承載知識的文本或書籍是在不斷建構(gòu)中形成的。讀者們在閱讀這些文本或書籍時不應該只是知道文本中或書籍中“有什么”，更要知道“為什么”在當時會形成“這樣”的文本或書籍。這應該是以“知識”為考察對象的知識史的研究意義所在。花卉專著是中國先民觀賞、利用花卉的長期經(jīng)驗、知識的集中總結(jié)，反映了宋代社會對以花卉為代表的觀賞類植物認識、開發(fā)和利用的基本情況。士人們身處其間，有的就是作為當?shù)刂髡?，想必也是這場文化盛宴的直接籌劃和參與者，他們將這一文化現(xiàn)象寫入專譜使后人可以一睹宋代花卉的繁盛景象。

　　另一方面，記錄菊花、牡丹等花卉專著所呈現(xiàn)的知識演進，是宋代博物學轉(zhuǎn)變的一個側(cè)面，也是精神文化史變遷的一個注腳。博物學是古代先民精神信仰與文化學術(shù)的知識基礎(chǔ)。從植物學專著內(nèi)容來看，歐陽修、陸游等儒者士子有了更加自覺的博物意識，追求知識的方式也不斷變化。正如南宋人鄭樵所言，“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nóng)圃人又不識《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在鄭氏看來，鳥獸草木之學屬于田野之物，其知識的獲得方式一方面是求證于田野農(nóng)圃的自然世界，另一方面是參合《詩》《書》等經(jīng)典文獻。《史氏菊譜》的作者史正志便從參合文獻與注重實踐兩方面為“菊是否有落英”做出公允的判斷。類似的例子還有周必大，他的《唐昌玉蕊辯證》雖通篇還多是參合前人的文獻，但也有作者的實際考察，“予自招隱寺遠植一本，蔓如荼蘼，冬凋春榮……其中別抽一英，出眾須上，散為十余蕊，猶刻玉然，花名玉蕊在于此”。從史正志、周必大等人探求植物知識的方式或可說明，宋朝隨著宋學興起，其探尋形而上義理的精神與方法大大提升了儒者的思考深度，也改變了他們追求博物知識的方式，使他們感到有責任去探索奇異植物或古人提到過的有疑問的植物。而這種探求博物知識的方式和西方自然科學家為了了解自然物種的性質(zhì)而進行研究、總結(jié)自然規(guī)律的目的明顯不同。

　　(作者：郭幼為 單位：仲愷農(nóng)業(yè)工程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