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記者 陳 雪

　　2022年年初，一個“天才兒子”的故事刷屏了——身心多難的金曉宇通過自學，十年翻譯了22本書。通過媒體報道，于困苦中自強的譯者金曉宇終于被看見、被聆聽，甚至被稱為“天才翻譯家”。但現(xiàn)實情況是，金曉宇至今仍難以靠譯書稿酬謀生。他自述：“翻譯的稿費很低，一千字五六十塊錢。這些年家里的開銷主要是靠我爸媽的退休工資。”

　　金曉宇以自身極特殊的情況呈現(xiàn)出了圖書譯者的生存狀態(tài)：寫在書籍封面的譯者姓名是一份榮耀，但榮耀背后的甘苦卻少為人知。記者了解到，目前，即便是“天花板”級的專業(yè)譯者也無法僅靠譯書生存。

　　“象牙塔”里的學者則是另一類譯者群體，譯書對他們來說同樣是一份“苦差事”。商務印書館一位學術書編輯說，現(xiàn)在做學術書翻譯的一個瓶頸是找學者不容易，“就我所知，譯作在大多數(shù)高校都不算學術成果”。

　　職業(yè)譯者低稿酬、學術翻譯“無工分”——這是當代圖書翻譯的基本現(xiàn)狀。

　　　80元/千字的譯書“票友”

　　2021年3月，某出版機構招募譯者，明確標明翻譯稿酬為80元/千字，隨后有人給原作者寫信“投訴”，指責中國出版方“壓榨譯者”。出版機構編輯隨后在社交媒體上喊冤：80元/千字雖然不高，比起其他工作的報酬可以說很低，“但請考慮下國內(nèi)這類圖書的實際收益”“我們目前已經(jīng)收到26份此書的試譯稿”。

　　譯者和出版方雙雙叫苦不迭，起碼指出了一個事實：千字五十至百余元的譯書稿酬是業(yè)內(nèi)多年來的普遍標準。按此標準計算：一本10萬字的書，80元/千字的翻譯費，稿酬稅前8000元，網(wǎng)友調(diào)侃“扣稅后只夠買臺手機”。其實大多數(shù)譯者每天基本上只能譯兩三千字，一本10萬字的書起碼耗時一個多月。社科文獻出版社甲骨文分社社長董風云一語道出了譯書群體的基本面貌：國內(nèi)就算是“天花板”級的譯者，也很難用譯書這件事來養(yǎng)活自己，“目前譯者的主力軍還是業(yè)余愛好者、‘票友’”。

　　商務印書館編輯李婷婷分析，翻譯稿費一般來說不高，甚至可以說很低，原因有很多，圖書的利潤不高是主要原因。據(jù)了解，一本印數(shù)只有3000冊的圖書，收回成本已經(jīng)很難，譯稿費自然也在成本范圍內(nèi)。另一個原因則是譯者的可替代性越來越高，隨著機器翻譯技術的進步和人們語言能力的提高，很多通俗讀物、實用性文件翻譯均可用機器替代或輔助。多種因素導致了譯書很難走上職業(yè)化道路。

　　董風云介紹，目前出版領域翻譯稿酬計算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按字數(shù)一次性支付稿酬，一本書大致幾萬元；另一種是版稅制度，與銷量緊密相關，通常在6%~10%不等。但以大多數(shù)人文社科書的銷量，市場回報甚至不及一次性稿酬高。

　　回望近代中國，譯著與整個現(xiàn)代出版業(yè)及版稅制度的確立息息相關。1903年嚴復翻譯出版《社會通詮》時，與商務印書館共同簽訂了我國第一個關于出版的合同，確定了各自的權利與義務、版權歸屬和版稅支取等問題，稿酬和版稅制度也由此而確立。據(jù)統(tǒng)計，嚴復因其譯著在商務印書館存入大筆版稅，到1919年達兩萬元上下，后來購買商務印書館的股票成為股東。嚴復晚年不擔任社會職務，基本靠版稅為生。

　　換言當下，一本圖書賣得好不好，翻譯出版前其實是個未知數(shù)，爆款暢銷書雖是少數(shù)，但并非沒有。

　　2021年10月，《百年孤獨》中文版（南海出版公司版）銷量累計破1000萬冊，可謂現(xiàn)象級暢銷書。據(jù)了解，該書譯者北京大學副教授范曄當初簽訂的也是一次性稿酬，也就是說，后續(xù)銷量如何與譯者無關。范曄透露：“據(jù)我所知，現(xiàn)在能拿版稅的譯者很少?！?/p>

　　一份難計回報的“良心活”

　　具有較高門檻的學術及嚴肅文學翻譯是另一個議題。

　　2021年5月，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聶敏里及其團隊耗時十年翻譯出版了策勒的《古希臘哲學史》，這套書共8冊300余萬字，實現(xiàn)了國內(nèi)幾代學者的夙愿，受到了學界一致好評，并入選了《中華讀書報》“2021年度不容錯過的20種歷史好書”。在外界看來，這項翻譯活動可謂“功德圓滿”，但由于譯著不受重視，十年譯書均不計入學者工作量。

　　聶敏里說，譯著在職稱評審、科研獎勵、工作量考核等方面都不被計算。所以，翻譯基本上是一個“良心活”，譯者憑著自己的學術責任感來做，所追求的是知識傳播推動社會進步的效果，但所獲得的只是學術界的口碑。

　　有學者介紹，學術評價標準有一個排序：學術論文排序最高，其中又分成A刊、B刊、C刊的等級；學術專著次之，職稱評審必須要有專著，但就科研獎勵而言，一本專著比不上一篇C刊論文，專著也需要通過參加部分評獎，才能得到承認和重視；而譯著就是第三等的。據(jù)了解，曾有北京高校對譯著進行折算，即一本譯著相當于0.6篇學術論文，但后來折算也取消了。

　　采訪中，有學者認為，忽視譯著是因為對學術成果的大眾推廣不夠重視，發(fā)表一篇本來不應該被寫出來的論文，其價值遠遠不如翻譯一篇好論文或者一本好書。也有學者指出，譯著不算學術成果的主要癥結在于很難量化。比如，翻譯一部《尤利西斯》比翻譯一本通俗文學難度大很多，著作分量和翻譯水平都很難界定。相比之下，學術期刊本身就是一種標準。

　　評價體系發(fā)揮著“指揮棒”的作用。去年，有歷史學者翻譯出版一位海外知名漢學家的著作，耗時多年，光是研究專有名詞就下了很多功夫。該學者感嘆：“至少對我來說，譯一本就夠了，不想再干這事了，有這時間自己都可以寫好多文章和書了。”

　　“用愛發(fā)電”“費力不討好”“良心活”“為他人作嫁衣”……在學術界，翻譯成果不受重視漸成“不足為外人道”的老話題。于是，學術翻譯出現(xiàn)了“平行宇宙”：一面是“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世界文學名著文庫”等為代表的譯介行為被文化界高度認可；另一面，回報較少的學術翻譯越來越純化為一種學術和文化上的公益行為、利他行為，同時還要接受讀者對翻譯質量的質疑。

　　“你鼓勵年輕人來做文學翻譯，是一個非常不負責的行為?！狈稌锨宄赜浀靡晃挥讶藢λf的這句話，所指正是譯書這種“苦差事”的困境。然而，就連范曄自己也無法拒絕文學翻譯對自己的“召喚”。去年，他耗時七八年翻譯的《三只憂傷的老虎》正式出版，這部小說被譽為拉美的《尤利西斯》。范曄說這次翻譯對自己來說是“一次空前挑戰(zhàn)”，書中有很多古巴特色的西班牙語，結構復雜、文體豐富。為了更好地理解古巴作家因凡特所寫下的“文字游戲”，要看書中提到的老電影，還要查閱方言詞典。范曄說：“最初想得很簡單，就是看到一些好的東西特別想跟人分享?！?/p>

　　讓譯者不再“隱身”

　　究竟該如何看待翻譯活動？意大利學者勞倫斯·韋努蒂寫過一部翻譯史，名為《譯者的隱身》，指出譯者就像站在作者影子里的“隱身人”。

　　“翻譯之所以是次等活動，譯本之所以是次等文本，譯者之所以次于作者，都是因為翻譯出自模仿而非獨創(chuàng)。”北京大學翻譯學者章文解釋道。不久前，她剛剛憑借《異域的考驗：德國浪漫主義時期的文化與翻譯》獲得第十三屆傅雷翻譯出版獎，可以說是翻譯了一本翻譯學經(jīng)典后得的一個翻譯獎。其實，翻譯作為專門學科只有50多年的歷史，人們對這項活動的認識還有許多不足之處。

　　章文認為，雖然譯著在某種意義上是模仿，但不應該遮蔽翻譯行為中巨大的創(chuàng)造性。事實上，所有的學術成果都是對前人成果的模仿和自我創(chuàng)造的結合，都植根于前人已經(jīng)織就的巨大互文性網(wǎng)絡，在這一點上，翻譯與寫作并無本質區(qū)別。

　　我國歷史上曾出現(xiàn)三次翻譯高潮，譯者一直是文化的“擺渡人”，經(jīng)歷了從“舌人”“通事”到今天“翻譯家”的地位變遷，并在嚴復、梁啟超、魯迅等一代代學人思想家的理論及實踐中得到確認。梁啟超曾言“今日之中國欲自強，第一策，當以譯書為第一事”。1920年8月，陳望道翻譯了《共產(chǎn)黨宣言》第一個完整的中文譯本，為中國革命引進了理論指南，翻譯的價值無須贅言。章文認為，“翻譯低于原著”是過于簡單粗暴的價值判斷，需“一事一議”，具體評估特定譯作的價值。

　　“譯者，易也，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翻譯是分享，同時也醞釀著創(chuàng)造。范曄說，“文本通過譯者到達更多的讀者，從而產(chǎn)生一些事先完全無從估計的相遇，這種奇妙的感覺也讓我覺得這個工作很有價值”。

　　2021年，翻譯家劉星燦和葉廷芳相繼逝世?！拔抑浪麄兪浅鲇谙矚g，才心甘情愿地做翻譯，在清貧中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奉獻給了外國文學翻譯?！薄妒澜缥膶W》主編高興在回憶時說，“我特別想對年輕的譯者們說，雖然現(xiàn)在稿酬并不是特別高，但只要自己喜歡，只要堅信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就義無反顧地去做。”

　　為了讓人們看見譯者群體、認識嚴肅翻譯，讓譯者不再“隱身”，學者們普遍認為，設立一些資助、獎勵是目前比較現(xiàn)實可行的方法。去年，圖書品牌甲骨文和單向街公益基金會聯(lián)合發(fā)起了“雅努斯翻譯資助計劃”，希望資助在文學和學術領域有突出貢獻和公共影響力的杰出譯者和青年譯者。范曄認為：“這樣的獎項在精神上的鼓勵意義更大一些，可以體現(xiàn)出對翻譯價值的肯定。”

　　【記者手記】

　　看見文化中的“利他者”

　　光明日報記者 陳 雪

　　譯書的困境其實是一個老話題，但這里的“老”是僅就出版界或學術界而言。最近，譯者金曉宇成為“刷屏”的新聞人物，許多網(wǎng)友驚訝于他每年譯出數(shù)十萬字，卻仍然難以自力更生，這從側面反映出，在大眾層面，譯者的生存狀態(tài)仍是一個新話題，譯者的困境仍需要更多人理解、關注。

　　在一些譯著的新書分享活動中，我們時常聽到學者自嘲譯書是“用愛發(fā)電”，是“費力不討好的良心活”，甚至有學者調(diào)侃“感謝關注我們?nèi)鮿萑后w”。但在這樣的玩笑背后，仍有許多人甘之如飴地踐行著自己的價值選擇。有學者翻譯了四十多部書，以一人之力撐起一套叢書。還有學者不完全以成果評價、職稱評定為工作導向，堅持為學生翻譯學科必讀書目。當嚴肅作品翻譯的付出與回報不成正比時，他們?yōu)槭裁催€要花費大量精力去做這件事？采訪中，多位譯者都提到了自己做這件“苦差事”的初衷，這個初衷幾乎是驚人的一致——分享。

　　他們自覺成為文化中的“利他者”，是出于對學術建設和文化普及的責任心。其實，分享亦是一種建設。魯迅曾在《未有天才之前》里寫道：“天才大半是天賦的；獨有這培養(yǎng)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要不怕做小事業(yè)，就是能創(chuàng)作的自然是創(chuàng)作，否則翻譯，介紹，欣賞，讀，看，消閑都可以。”魯迅認為翻譯等事業(yè)是培養(yǎng)天才的泥土，他自身也是做翻譯起家，一生發(fā)揚著為了鮮花甘做腐草的精神。

　　許多人說，譯書困境只是一件不足為外人道的小事，只是一件一時難以破題的小事業(yè)。但別忘了，金曉宇走進大眾視野的過程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詞，就是“被看見”。事實上，人們期待看到更多為知識傳播奮斗的人，也應該看見那些文化中的“利他者”。因為“看見”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25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