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歲的裴延印把一輩子的時間都花在了兩樣事兒上：原子彈和小廣告。

　　1959年，18歲的他離開家鄉(xiāng)，踏上開往青海的火車，最終在人跡罕至的金銀灘草原扎根，成為首批參與共和國核事業(yè)建設的支邊青年之一。此后的35年里，他完整見證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從無到有的過程，基地也從幾間土坯房逐漸擴建成了“原子城”，他也結婚生子，從“小裴”變成了“老裴”。

　　1994年，退休后的裴延印和妻子一起回到北京。從核工業(yè)戰(zhàn)線上撤下后，他又開始了另一場曠日持久的戰(zhàn)爭。這一次，他的作戰(zhàn)對象看起來毫無殺傷力，不過是一張張不足煙盒大的紙片——小廣告。但與它們交戰(zhàn)并非易事，很長一段時間里，除了越揭越多，裴延印還經歷了小廣告越粘越緊，越貼越高的過程。

　　他面對的是一種城市頑疾，小廣告常被稱作“城市牛皮癬”——它們無處不在，又難以根治。幸好在這場戰(zhàn)爭中，他并不孤獨。北京有成百上千名和他一樣的“志愿者”，他們大多都已經退休，每天提著噴水壺，舉著小鏟，巡視各自的領地，有人每天撕下的戰(zhàn)利品能裝滿一個蛇皮袋。他們太容易辨識，以至于有過一個專有名字“撕爺”。

　　除了民間人士，官方力量也發(fā)揮著“正規(guī)軍”的作用。環(huán)衛(wèi)、城管、公安等部門都長期參與小廣告治理工作，水砂槍、蒸汽清洗車、防粘涂料等“重武器”也都上過陣。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圍剿小廣告。

　　圍困

　　9月25日早晨6點，天已蒙蒙亮，裴延印又帶著老伴何秋蘭出門了。寒潮使北京的氣溫降了下來，他穿著秋衣，外面套個夾克。

　　街邊還時不時會冒出來小廣告。裴延印戴上手套，伸長手臂，舉著半米長的小鏟在電線桿上吭哧吭哧地較勁。

　　這個頭發(fā)花白的老頭兒和身旁老太太手里都握著一沓子小廣告，上面印著貸款、租房、培訓等當下最熱門的“小生意”。他們可能戴個遮陽帽，也可能撐把雨傘。當然，裴延印更喜歡雨天——小廣告背后的膠已被泡軟，趁著潮乎揭，容易得很。

　　揭了多年小廣告，裴延印早就總結出了經驗。

　　他與老伴何秋蘭是青海省核試驗基地221廠的職工，1994年他們退休回到北京。那時的北京城，已經顯露出了大都市的繁華與熱鬧，與此同時，花花綠綠的小廣告開始占領各種城市空間，逐漸成了“城市牛皮癬”。

　　學校旁貼滿了補習班和小額貸款，小區(qū)樓道里搬家、開鎖、通下水道占據黃金位置，公交站牌上看不到路線，全是租房、辦證，街邊電線桿上被“根治牛皮癬”的神藥裹得嚴嚴實實。

　　它們可能貼在樹上、房檐，甚至你家大門上。泛濫時，過街天橋的階梯上，一腳下去是重疊四五層的小廣告。還有膽大的，在警車、城管車，還有康熙年間的文物上都留下了小廣告的印記。

　　習慣了基地里整齊的紅磚樓房，裴延印夫婦接受不了“亂糟糟”的北京。接受了30多年的軍事化管理，做衛(wèi)生早已成為習慣。老兩口決定用小鏟對抗這些小廣告，也算是打發(fā)退休生活。

　　早晨6點到9點，下午4點到7點。幾乎是固定的時間，他們會牽起小狗“毛毛”出現在家附近的街頭巷尾。時間久了，“毛毛”有時候看見地上的小廣告也會用爪子扒拉。

　　這些年，小廣告的黏性越來越大，貼得也越來越高。裴延印把裁紙刀片纏上硬紙板，再用透明膠捆好。刀片經常刮壞，家里就放十多把備著。他還把可伸縮的拖把桿卸了，改裝成1.5m的長鏟。

　　最難弄的是貼在地上的小廣告。人的重量加上膠水的黏合，來回踩過千百次后，薄薄的一張紙就像是和地面長在了一起。有一次，裴延印把指甲摳劈了，血肉模糊。一年后，灰突突的新指甲頂出皮膚，從此他揭小廣告時總會戴上手套。

　　想盡辦法的不止他們，面對著被刮花的玻璃和布滿傷疤的鐵器，環(huán)衛(wèi)和城管用上了高壓水槍、高端樹脂霧化專業(yè)城市清潔機、能把鋼鐵打得锃亮的水砂槍，以及專門為胡同小巷設計的小三輪蒸汽清洗車……

　　2007年，北京曾推出《各類市政設施防護性涂刷規(guī)范(試行)》，規(guī)定3米以下的市政設施均應粉刷防護性涂料。電線桿、牌匾、雕塑等鋼結構表面有了“保護膜”，一口氣就能吹掉上面的小廣告。但是，這個規(guī)范難以落地——公共設施數量大、涂料費用高。

　　原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曾統(tǒng)計，1張小廣告的成本不到0.1元，但清理成本卻達0.68元。北京主要路段清理一公里每年就要花費約1.36萬元，僅西城區(qū)一年投入就要1300萬元。

　　面對小廣告，人們很長一段時間是束手無策的。它們鋪天蓋地，今天鏟了，明天就像野草一樣重新出現。在清理和粘貼的反復拉鋸中，最后受傷的是那些公共設施——小廣告與金屬防腐漆一起脫落，逐漸生出紅褐色鐵銹；為蓋住印章小廣告刷下的白漆，像極了一塊又一塊補丁。

　　社會管理學者王力一直關注小廣告治理問題，曾出版《一指纏——“老剪報”杠上小廣告》一書，他將小廣告泛濫的原因歸結于“需求”。改革開放使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以前開鎖、通下水道只能自己完成，后來都可以花錢雇人做。社會化分工解決了生活中部分難題，也帶來了城市病。登不起廣告的人，想出小廣告的方法來增加客源。“破窗效應”之下，眾人皆效仿。

　　但低成本也成了違規(guī)，甚至違法行為的溫床，那些小廣告上的電話號碼，通向的不僅僅是生活服務，也可能是一個個精心設計的陷阱。

　　當時的懲處力度并不小。2002年，適用新的《北京市市容環(huán)境衛(wèi)生條例》，東城區(qū)城管大隊搗毀一個散發(fā)百萬張小廣告的公司，一次性開出一萬元的罰單。2014年，北京警方啟動打擊整治非法小廣告專項行動，并在30天內共查獲非法小廣告違法人員4000余人，收繳非法小廣告41.2萬余張。2016年，北京向組織散發(fā)小廣告的房地產企業(yè)開出40萬元罰單，創(chuàng)下北京城管執(zhí)法部門針對非法小廣告罰款的最高紀錄。

　　可是張貼小廣告帶來的收益也很大。張貼小廣告的日薪從每天20元到200元不等，一些不懂事的學生，把它當成勤工儉學。2006年時，有人靠貼小廣告收入超過10萬元。那一年，北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萬元。

　　合力

　　對于裴延印來說，治理“城市牛皮癬”是件要緊的事兒。

　　也是那幾年，在各個區(qū)、街道、社區(qū)的宣傳下，手拿小鏟的形象幾乎成為了這座城市老人世界里的一股“潮流”。

　　這股潮流蔓延到大大小小的社區(qū)，居民們用小鏟刀對抗牛皮癬，有人把裝修剩下的洋灰拾掇起來，攢一堆兒，拿水稀釋成糊糊，往墻上一刷。等干透了，小廣告就能翹起來。

　　王力覺得，在圍剿小廣告的編年史里，那年的5月6日算個好日子：兩位事業(yè)有成的“撕爺”交來了58張和120張小廣告，獲得政府2.9元和6元的獎金。

　　海淀城管對于鏟除小廣告的獎勵辦法，在北京屬于首家，隨后多個區(qū)紛紛效仿。政府與民間的合力，像是齊頭并進的兩條線，慢慢交叉擰成了一股繩。

　　裴延印的動力更強了。為了拉小廣告去城管局，他特意買了個小三輪車。老兩口最多的一次交了11個蛇皮袋，大約13萬張小廣告。三輪車上堆得都“冒尖”。獎勵的衛(wèi)生紙、洗潔精，他們就分給樓里的獨居老人。

　　那一年是金大鈞做志愿者的第4年。在他眼里，生活的東四四條胡同與家沒什么兩樣。外孫女還在上幼兒園。每天騎車馱她回家的路上，金大鈞停下來揭，三四歲的小家伙有模有樣地學。她夠不著，伸出小胳膊讓姥爺抱著揭。有一次金大鈞順著726米的東四四條胡同走下來，一趟揭了32張售房與租房小廣告。

　　后來外孫女重了些，姥爺舉不動，就把她放在自行車后座上扶著她揭。金大鈞覺得，這算是訓練孩子的是非觀念。

　　較勁

　　小廣告行業(yè)至少有三個層級：制作、監(jiān)督、張貼。裴延印和其他熱心市民所做的，是最直接的“治理”，面對的是張貼者。

　　小廣告張貼者為了躲避城管和環(huán)衛(wèi)，往往在凌晨出動。他們把礦泉水瓶扎個眼，里面灌滿了膠水，抹一下背面隨便貼下。白天，他們彎著腰一邊快速前進，一邊把涂好膠水的小廣告撒在地上，用腳踩一下的同時，下一張小廣告已經撒下，動作就像機器一樣快速且嫻熟。

　　有時，他們在前面貼著，大爺大媽們就跟在后面，一張張揭。雙方沒有言語，暗中角力。

　　金大鈞記得，有個20多歲梳個小細辮的小伙子經常來胡同里貼小廣告。看老爺子夠不著，他站在自行車上，把膠水一抹，伸長胳膊，在屋檐下貼了一張。

　　小廣告貼得有3米高，沒什么人能看得清，他就是為了跟金大鈞較勁。金大鈞轉頭回家拿桿子，“鏟不下來我也得把它破壞了，讓你白貼。”

　　與小廣告張貼者較勁的不止“撕爺”，還有官方的執(zhí)法力量。

　　在天安門地區(qū)城管局工作過的資深隊員韓東(化名)回憶說，小廣告最泛濫的那幾年，他負責的區(qū)域每個路口都有十多個小廣告發(fā)放者，他們站成一排往游客手里硬塞，環(huán)衛(wèi)工人前腳掃了，后腳游客又扔了。就別提貼在地上和指路牌上的，光是收集過往游客手中的小廣告，一米多高的大袋子，一天就能裝四五袋。

　　“北京是全國的門臉，他們這就是往臉的鼻子尖兒上貼?！表n東說，那時，天安門地區(qū)城管局的工作里，清理小廣告的任務占到了60%。

　　在這場長期的貓鼠游戲中，雙方關系變得微妙起來。他們既是陌生人，也是“熟人”。

　　和小廣告打交道多了，韓東甚至一眼能看出哪個號碼經常出現。有時正碰上他們散發(fā)，韓東支起傘遮住臉，大步走過去，一抓一個準。有的人向他求饒，第二天又被逮到。久而久之，貼小廣告的人看走路姿勢都能認出他來，狂奔到100米外還扭頭沖他笑。

　　有一段時間，裴延印和貼小廣告的人達成一種奇怪的“默契”——每天下午4點，有幾個年輕人會在立交橋下等他，等監(jiān)督的人走了，橋下樹坑里多了個垃圾袋，里面密密麻麻都是沒貼的小廣告。

　　在裴延印眼里，貼這些小廣告的年輕人幾乎是他兒孫輩的孩子，他盡量不與他們爭執(zhí)，只希望教育兩句，引他們走向正路。

　　韓東也有很多無奈。很多小廣告散發(fā)者都是些游手好閑的“小年輕”，從全國各地來到了北京，晚上住橋洞，在公廁洗澡，白天就出來發(fā)傳單、貼小廣告。韓東查處過年齡最小的小廣告散發(fā)者只有6歲。

　　年輕的隊員經常被他們問蒙，“發(fā)小廣告違法嗎？我沒錢掙，得吃飯??！”

　　小廣告與社會問題糾纏在一起，使得本就一團亂麻的治理難上加難。

　　戰(zhàn)斗

　　清理小廣告和貼小廣告的斗爭，大部分時候像是在游擊戰(zhàn)，有時也會正面遭遇。

　　裴延印記得，2012年的一段時間，他一連幾天都看到，自己前一天鏟掉的地方，第二天又貼了一張一模一樣的小廣告。后來有天他特意晚出去半個小時，看到年輕人嫻熟地將膠水擠到小廣告背面，“啪”一下摁到了電線桿上。

　　年輕人貼一張，他就撕一張。

　　“你是不是沒有錢吃飯了？揭廣告多少錢一斤？”年輕人質問道。

　　“我不缺這點錢。別人往你臉上貼一塊破紙，你愿意嗎？”老爺子教育他。

　　年輕人不聽這一套，威脅明天再看到他揭小廣告，就把他的小狗摔死。爭執(zhí)之下，他向裴延印揮了一拳。裴延印閃了過去，眼看沖突就要升級，附近巡邏的城管隊員趕來，年輕人才尋機溜走。

　　裴延印是幸運的。這樣的威脅恐嚇在那個時期并不少。有人惱羞成怒，在小廣告上詛咒“老太太撕一張少活一天”，有人沖著16歲的醫(yī)院保安刺5刀，刀傷離心臟只有幾厘米。

　　直至2013年，一名57歲環(huán)衛(wèi)工因清理小廣告被毆打致頭部縫針，再次引發(fā)眾怒。

　　看到這條消息，28歲的北京小伙滕飛決定向小廣告宣戰(zhàn)——他在自己運營的“北京往事公益志愿者”(簡稱“北往公益”)網站上發(fā)布一條清理小廣告的招募帖。

　　在環(huán)衛(wèi)工被打后的第16天，他和招募到的8位志愿者將劉家窯至蒲黃榆地鐵站兩側的小廣告清理一空。因為那一天是五四青年節(jié)，他們給活動起名為“清粘行動”。

　　他沒想到，這場臨時組織的行動，并不是曇花一現，而是成為了一項長期活動。往后的日子里，志愿者越聚越多，最多的一次活動超130名志愿者參與。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志愿者們別著藍色的胸針，戴著口罩和手套，拿著小噴壺、平鏟、鋼刷，手里還攥著一個大黑色的塑料袋。第二年，“清粘行動”的團隊壯大到1000人，他們的年齡大多在16至30歲。

　　他們的活動范圍涵蓋城六區(qū)各街巷，多條地鐵線。有人統(tǒng)計過，64名志愿者3小時在地鐵10號線車廂清理出200公斤小廣告。他們會將小廣告撕碎，防止其他人從垃圾桶撿拾重新利用。

　　滕飛也體會到了裴延印的艱辛?！懊孔咭粌刹蕉紫?，拿鏟子使勁鏟兩下。一天蹲起就做了七八百次。”還有的小廣告貼得過高，年輕的隊員爬上樹去揭。

　　治理

　　管理者們逐漸發(fā)現，治理小廣告，要從源頭開始，且要疏堵結合。

　　北京對小廣告手機號進行連續(xù)撥打，用“呼死你”的方法使手機號“作廢”。它的法律正當性飽受人們爭議，貼小廣告的也拿出邪招，呼叫轉移到政府電話甚至110報警臺。

　　2013年，北京印發(fā)《非法小廣告專項治理行動工作方案》，明確13個職能部門，16個區(qū)的責任。同時要求繁華商業(yè)街區(qū)、交通樞紐、旅游景區(qū)等地區(qū)非法小廣告存留時間不超過2小時；居民小區(qū)非法小廣告存留時間不超過4小時；1-2年實現市容市貌明顯改善。

　　新政帶來新希望——公安負責假文憑、假證件，工商負責印刷企業(yè)，交警負責車行道內散發(fā)的人，通信管理對涉及違法犯罪內容的電話停機，教育部門整頓教培市場……不同區(qū)域的小廣告由分管單位管理。

　　但是大家在規(guī)定的清理時間內很難完成任務，看似多部門合力整治，反而增加了執(zhí)法的難度?！肮ど逃X得發(fā)廣告不是他們負責，公安覺得自己不是主責部門，城管拘不了人，今天罰了50元，明天還干?！币晃毁Y深城管隊員說。

　　在多次嘗試后，北京找到了一條路徑。2017年，北京平谷區(qū)因一起案件將16個執(zhí)法部門集結，進行長達117天的聯合執(zhí)法。這場執(zhí)法形式的改革，吹響了北京“街鄉(xiāng)吹哨，部門報到”第一哨。

　　在城市的治理過程中，很多問題的第一發(fā)現者是街道。街道的統(tǒng)籌地位提高后，各部門便不能相互推諉。

　　當這些部門串聯起來后，最直觀的效果是處罰力度的疊加。以往面對貼小廣告的人，城管只能處50元罰款，多部門聯合，數罪并罰可能需要拘留幾天。

　　除了“堵”，“疏”也同樣重要。有的區(qū)在繁華地區(qū)安了“便民信息島”，也有人給社區(qū)做了網頁、二維碼，讓小廣告移到網絡。據統(tǒng)計，2016年，北京市2400個居民社區(qū)中都設立了便民信息島。

　　隨著鏈條被逐級拆解，治理難題終于破題，這個惱人的城市頑疾開始大幅緩解。

　　2017年，滕飛的“清粘行動”停止了，他能感覺到小廣告明顯少了。在以往的4年里，僅是參與地鐵清理小廣告活動的志愿者就有近4000人。

　　如今，“城市牛皮癬”就要成為一個被寫進歷史的詞語。與小廣告張貼者斗智斗勇的日子逐漸遠去。金大鈞圍著社區(qū)里286棵老槐樹轉，看不到一張亂貼的小廣告。

　　但裴延印還沒有停下來，他要繼續(xù)追擊“窮寇”。9月25日上午9點，他和老伴何秋蘭提著買來的蔬菜和鏟下的“戰(zhàn)利品”溜達回家。小區(qū)周圍零散的小廣告早已被他們清除一空。

　　時間走過28年，堅持下來的動力不只是閑來無事的排遣，更像是一種“癮”。回味起那些與貼小廣告者較勁的日子，成就感不僅來自城市變干凈了，也來自一次次收獲戰(zhàn)利品時的滿足。

　　沒有人統(tǒng)計過他們倆鏟除的小廣告，但是少說也有幾百萬張。不光自己撕，他們還帶動221廠以前的老同事們一起撕。

　　工作過半輩子的基地住進了藏族同胞，他們邀請裴延印與何秋蘭回去看看，老兩口推托了好幾次——他們是社區(qū)里五六個志愿組織的骨干力量，沒空出去玩。

　　新京報記者 郭懿萌

　　(新京報2022年10月12日第C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