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藏學是美國藏學的縮影

2001年2月和2002年1月，筆者應邀兩度赴哈佛大學出席藏學研討會，通過和與會美國藏學家的接觸、交流和對美國藏學研究機構的考察，增加了對長期關注的美國藏學研究的感性認識，對美國藏學重鎮(zhèn)哈佛大學的藏學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認識，現(xiàn)將其訴諸筆端，以饗同好。

國外藏學發(fā)源于歐洲，美國藏學與歐洲藏學一脈相承。國外藏學從19世紀30年代產生至今，在20世紀初、60年代初和80年代以來，相繼出現(xiàn)過三次高潮。20世紀至今，美國藏學研究經歷了三個發(fā)展階段：第一階段（20世紀40年代以前），美國藏學研究萌芽；第二階段（1950－70年代），美國藏學研究走向成熟；第三階段（1978年以來），美國藏學研究興盛。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979年中美建交，進入80年代，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中美藏學界的學術交流日益頻繁，美國學者可以自由進入西藏進行實地考察，這為美國學者認識和研究西藏提供了良好的機遇和條件。1989年以后，東歐發(fā)生巨變，蘇聯(lián)解體，標志著冷戰(zhàn)的結束，世界逐漸形成一超獨強的格局。“六?四風波”后，中美關系惡化，美國不僅從經濟上制裁中國，而且在政治上利用“人權”、“民主”等手段壓制中國，并圖謀將西藏作為肢解中國的突破口，于是，西藏又從“冷戰(zhàn)的孤兒”變成了“后冷戰(zhàn)的寵兒”。這樣的國際形勢，對美國學者研究和認識西藏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總之，經過19世紀末至20世紀末近100年對西藏的接觸、了解、認識和研究，美國學者對西藏的認識基本定型，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具有獨特內涵和鮮明特色的“西藏觀”，美國藏學已脫離歐洲藏學的巢臼，自成一體。

哈佛藏學是美國藏學的先驅

哈佛大學是以人文科學研究著稱于世，其藏學研究的歷史源于梵文和印度研究。1872年，哈佛首次開設梵文課，拉丁語法學家詹姆斯?格林勞夫梵文和比較語言學列為拉丁語選修課程。查爾斯?蘭曼于1880年在哈佛首次執(zhí)掌印度－伊朗語言系，并于1888年出版了《梵文讀本》，至今仍是標準的教科書。1891年，《哈佛東方學叢書》編纂出版。1902年，印度－伊朗語言系更名為印度語言學系，1951年該系再更名為“梵文和印度學系”。該系現(xiàn)在開設梵文、巴利文、藏文和佛教混合梵語、烏爾都－印地語、泰文、孟加拉文、尼泊爾文、信德語以及印度次大陸的其他地區(qū)語言課程。1995年，隨著一個西藏和喜馬拉雅山研究講席的設立，現(xiàn)在開設西藏和喜馬拉雅研究課程。

20世紀以來，許多國際知名的漢學家和藏學家都曾在哈佛大學學習或任教和研究。著名漢學家和中國邊疆研究專家拉鐵摩爾1930-1931年曾任哈佛－燕京學社研究員。華裔語言學大師趙元任1918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21-1924年、1941-1946年任哈佛大學哲學和中文講師。華裔美國語言學家李方桂，1928年曾在哈佛大學學習梵文和藏文，1946-1948年曾任哈佛－燕京學社的客座教授。著名國學大師陳寅恪1919-1922年曾在哈佛大學學習梵文和藏文3年。他們后來都曾“客串”藏學，并寫下了名篇佳作。著有《明代中國與吐蕃》（1972年）的歷史學家羅塞比1965年曾在哈佛大學作研究生。杰夫瑞?霍普金斯和羅伯特?瑟曼1960年代都曾在哈佛大學學習，瑟曼深受哈佛大學的熏陶，他于1962年獲得英語學士學位，1969年獲得東亞研究碩士學位，1972年獲得梵文和印度學博士學位，后又返哈佛大學任宗教學訪問教授。1963年，霍普金斯和瑟曼于哈佛畢業(yè)后前往新澤西州，拜由西藏赴美的卡爾梅克蒙古高僧格西旺杰為師，入美國的第一座藏傳佛教寺院美國喇嘛教佛教寺學習藏傳佛教，瑟曼還陪同格西旺杰到印度朝圣和學經。后來，霍普金斯和瑟曼都成為國際知名的藏傳佛學大師，這兩位藏學耆宿至今仍活躍于美國藏學大舞臺。上述學者的學術活動奠定了哈佛藏學的基礎。

哈佛藏學在美國藏學界獨樹一幟

哈佛大學是國際知名學府，是舉世聞名的漢學和中國學研究的中心。近年來，由于藏學成為國際“顯學”和西藏問題國際化趨勢的加劇，哈佛部分學者和機構自然地將注意力和興趣轉向了藏學。哈佛－燕京學社、神學院、亞洲中心、俄羅斯中心、法學院、社會學系、政治學系等，都不同程度地涉足了西藏研究領域，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哈佛大學已成為美國藏學重鎮(zhèn)。

進入21世紀，受國際藏學發(fā)展趨勢和西藏問題國際化形勢的影響，美國藏學研究出現(xiàn)了新的動向，與美國其他藏學研究機構相比，哈佛大學藏學研究的特點——雙重性（學術性和政治性）十分鮮明。

第一、作為學術的藏學——加強和充實哈佛人文學科的一個重要分支。哈佛藏學研究的歷史較長，但是由于長期以來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與歐洲藏學相比，其學術實力還較薄弱。歐洲藏學的特點是厚古薄今，重歷史和傳統(tǒng)，輕現(xiàn)實和現(xiàn)代；重學術，輕政治。與歐洲藏學一脈相承的哈佛大學，其藏學研究自然會受到歐洲藏學的影響。近年來，哈佛有識之士注重學術導向，力圖從研究方向、人才培養(yǎng)和聘請學者等方面提升西藏研究的學術水平。梵文和印度學系、哈佛－燕京學社和神學院，都以學術研究為宗旨。范德康和杰妮特?嘉措都是1950年代出生的，可以說是美國藏學研究隊伍中的“少壯派”。范德康以元代西藏、藏傳佛教佛教和藏漢關系史為研究方向；杰妮特?嘉措重點研究藏傳佛教寧瑪派；訪問學者側重研究西藏宗教、歷史、語言和文化藝術。只有加強學術研究（基礎研究），才能在國際藏學界立足，這是中外藏學家的共識。顯然，只有使哈佛藏學達到國際一流的水準，才能與哈佛大學的學術聲望相符。

第二、作為政治的藏學——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西方的人類學和社會學強調“參與研究”，這包括經濟參與——推動當?shù)匕l(fā)展，政治參與——為有關當局出謀劃策。學術研究服務于國家利益，這是美國學術區(qū)別于歐洲學術的一個鮮明的特色。這在美國藏學研究領域也有充分的體現(xiàn)。近年來，由于美國國務院《年度國別人權報告》和《國際宗教自由報告》中國西藏部分的發(fā)表以及“西藏信息網”美國分部的活動，促進了美國藏學與“西藏問題”的聯(lián)系，使美國藏學的政治色彩更加濃厚，“經世致用”、“參與研究”、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成為一些美國藏學家研究西藏的宗旨。哈佛大學的藏學研究為國家利益服務的色彩十分鮮明。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亞洲中心、俄羅斯中心以及法學院、社會學系和政治學系等，經世致用，寓學術研究于現(xiàn)實政治之中，積極為解決“西藏問題”出謀劃策。在確定研究方向、組織學術活動、聘請教授、招收博士研究生和邀請訪問學者等方面，都以藏學研究為解決西藏問題或為美國的西藏政策提供決策參考為導向。克勞斯研究美國的西藏政策，積極為美國處理西藏問題出謀劃策。藏學專業(yè)的博士研究生，其博士論文題目有不少是研究當代西藏的。當然，哈佛藏學界和中國學界也認識到，應用和對策研究必須以基礎研究為依托，因而“學術的藏學”和“政治的藏學”只是相對意義上的一種劃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