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齡老人既容易染疫，又無力發(fā)聲，請想想這些“沉默的大多數(shù)”

　　“晚餐桌前有100萬張空椅子，每一個損失都是不可替代的。每個人身后都遺留下一個家庭、一個社區(qū)和一個因為新冠永遠改變了的國家……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決不能對這樣的傷痛麻木。要治愈，就必須銘記。我們必須保持對疫情的警醒，并盡全力拯救盡可能多的生命。”

　　這句話說得不錯。不過，這是拜登說的。

　　“空椅子悲劇”，幾乎成了拜登的標配。拜登從跟特朗普辯論就開始講，美國新冠疫情死亡人數(shù)突破100萬時在講，美國再次有公民死于國內槍擊案時還在講。當然，與實實在在的舉措相比，這更像是一句政治語言，除了煽情，被拜登政府拿來當成金句廣而告之一下，別無他用。因為看看現(xiàn)實就知道了。

　　據(jù)美國疾病防治與監(jiān)測中心的信息，新冠疫情讓美國人預期壽命急劇下降。2019年美國人平均預期壽命為78歲10個月，2020年減少到77歲，2021年更進一步降低到76歲1個月。也就是說在3年時間里，美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降低了將近3歲。

　　同時，截至2022年11月，美國新冠疫情死亡人數(shù)達到了110萬，這其中有大量是老年尤其是80以上高齡老年人口。諸多基礎病加上病毒入侵，抗疫不力或者根本不作為，讓最虛弱的社會群體——老年人承受了最慘重的代價，付出了最大的犧牲。

　　在美國，空椅子是實實在在的。長長的餐桌、空空蕩蕩的椅子，逝去的親朋、被疫情和“共存”拋棄的老人。他們是父親母親、爺爺奶奶，甚至曾祖父曾祖母。他們不是一個數(shù)字，但他們最終成了數(shù)字之一。這一點，倒不是政治語言，而是冷冰冰的現(xiàn)實。

　　中國抗擊新冠疫情，最典型地體現(xiàn)出了一種兩難。

　　一方面，政府要求既要防控疫情，又要確保經(jīng)濟社會正常發(fā)展；另一方面，公眾希望既要確保健康、避免染疫，又要防止個人權利遭受更大的限制、個體自由空間遭到更大的壓縮。

　　中央出臺的二十條和第九版防控方案，其實就是在“既要……又要……”的兩難選擇中努力尋找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止損點和中間線。這是一個動態(tài)博弈和艱難調試的過程，必須說，沒有最優(yōu)答案，更沒有完美決策。

　　我們看到，一些地方的基層行政部門出現(xiàn)了不適，搞出了過度防疫、層層加碼和一刀切，這是某些地方和部門在壓力傳導和權力慣性之下推諉責任、搞責任轉嫁的“甩鍋”之舉。為此，公眾監(jiān)督的利器已經(jīng)拉響，政府正在順應民眾呼聲逐步糾正和調整。

　　公眾其實也出現(xiàn)了不適。人們內心希望放開，能夠自由出行公共場所、不受任何限制，但我們又對真的“放開”心存芥蒂和畏懼，寄希望于自己不要成為放開后最倒霉的那個“中獎者”，更不希望自己的家庭承受親人逝去的不幸。

　　客觀來說，別人家的老人，他們最多是個數(shù)字；但自己家的老人，他們是父親母親、爺爺奶奶，是摯愛親人，是我們的一切。這不是冰冷無情，這種一種有溫度有真情的真實體感?；腥恢g，我們都陷入了“他者認知”。

　　如果說在“既要……又要……”的兩難中真要找到一個能夠凝聚社會共識的最大公約數(shù)的話，那就是生命至上。不讓一條生命因為隨意“放開”“共存”和“躺平”而離去，尤其保護我們的父親母親、爺爺奶奶，保護這個社會最弱勢最需要保護的人。這是我們心理和情感的底線。

　　他們不是數(shù)字，但數(shù)字最能說明問題。有一項官方統(tǒng)計，中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有1.9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3.5%；其中80歲以上的高齡老年人口有3580萬，占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13.5%。兩個13.5%，可見中國“銀發(fā)社會”是多么銀光閃閃。

　　再看另一組數(shù)據(jù)。根據(jù)新加坡官方的最新統(tǒng)計，有疫苗保護的60—69、70—79、80歲以上三個年齡段的老人感染死亡率分別是0.014%、0.064%、0.54%；無疫苗保護的三個年齡段老人感染死亡率分別是0.19%、0.29%和2.5%。而我國未完成接種的三個年齡段老人分別約為2264萬、1616萬、1400萬。

　　如果現(xiàn)在就徹底放開，按照新加坡的感染死亡率估算，我國僅60歲以上老人的死亡人數(shù)就會達60萬左右。也就是說，一旦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徹底放開，中國人的餐桌旁可能會增添60萬張空椅子。

　　任何一個人來到世上，都沒有理由因為不幸染疫和無端放棄離世。負責任的政府和全社會理應在救助最弱勢群體和政策托底上發(fā)揮最大的效能，這是我們的責任。

　　更何況，今日輿論場上最活躍、最有話語權、最有行動能力甚至更易于被煽動的，絕大多數(shù)都是中青年人。病毒肆虐下最弱勢的群體之一——老年人特別是高齡老人，恰恰是大眾媒體時代的邊緣人群，甚至是對社交媒體無屏、無知、無感的“三無”群體（北京市有一項統(tǒng)計，80歲以上高齡老人中智能手機擁有率只有4.6%）。

　　當前防控政策最大受益群體之一的高齡老人，恰恰沒有渠道，或者根本沒有能力讓我們聽到他們的聲音。這個社會，“最慘”的呼號不是臺前那些能發(fā)聲的，而是幕后那些根本無力發(fā)聲的。他們是不是才是“沉默的大多數(shù)”呢？

　　西方學者有句經(jīng)典的評論，“美國是假扮成國家的公司，中國是假扮成國家的文明”。今日的中國其實是中華文化最生動的載體，這一點每一個當代中國人應該有最深的體會。

　　我們今天所說的“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決不簡單地是一句政治口號和抗疫標語，它是數(shù)千年傳承的“仁者愛人”“四海之內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當代版再現(xiàn)，是中華文化“天下為公、民為邦本、講信修睦”精髓的濃縮式升華。

　　病毒在變異，情況在變化，我們的抗疫政策也在因時因事因勢進行著調整。但無論如何，沒有一條生命應該被無辜斷送，這應該是全社會的共識。

　　最大可能地保護每一條生命，最大限度地防止社會崩塌似地出現(xiàn)美國式死亡百萬人以上的人間慘劇，讓我們自己的餐桌上不但有充沛的食物，餐桌旁更不會多出一把把空空蕩蕩的椅子，這樣的政府，才是一個責任最大的政府，是一個良治善政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