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首先需要深入研究中華文化，不斷探究中華文化精神。

研究中華文化，就要深刻認識中華文化的整體性和發(fā)展的過程性。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域板塊、各民族群體都為中華文化發(fā)展增添了不同的文化要素，共同鑄就了中華文化的輝煌。比如，少數(shù)民族的大量文學作品，就給整個中華文化增添了不少光彩。以史詩為例，中原文化由于受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影響，史詩和神話傳說得不到完整記載，散落成為“碎金”狀態(tài)，以致黑格爾說“中國沒有史詩”。但是，如果把少數(shù)民族文學作品計算進來，中國就是史詩的富國和強國。《格薩爾王傳》是藏族史詩，有六十萬行以上；蒙古族的《江格爾》、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也有十幾萬、二十萬行。南方和北方許多少數(shù)民族的神話史詩、民族起源史詩、民族遷徙史詩，數(shù)量達幾百種之多。因此，研究中華文化、探究中華文化精神，要從整體上考察中華文化。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也要善于從整體上利用好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豐富資源。

中華文化在歷史發(fā)展中既呈現(xiàn)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文化品格，也有自大封閉導致落后的遺憾，對此我們要有清醒認識并汲取經驗教訓。漢唐時代，中國具有一流的綜合國力和文化實力，張騫開通絲綢之路，唐朝大規(guī)模汲取外來音樂，“南海舶”“西域舶”和日本“遣唐使”的船隊絡繹不絕。這種開放帶來的繁華，使得中國人以漢為名，叫做“漢人”；以唐為字，叫做“唐人街”。然而，明朝萬歷年間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到北京進貢自鳴鐘、世界地圖時，《明史·神宗本紀》中只記一句話：“（萬歷二十八年十二月）大西洋利瑪竇進方物?！比f歷皇帝只把自鳴鐘看作洋玩意兒，把世界地圖繡成壁畫來欣賞。當時的統(tǒng)治者只知享受西方文明卻不思吸收借鑒西方文明，導致潛在的取法西方發(fā)展科技和工業(yè)的契機無聲無息地滑走了。到了18世紀，盡管清朝乾隆時期《四庫全書》以乾嘉考據(jù)學的功力展示了中國數(shù)千年博大精深的學術文化史，但可惜當時的體制不能使科學研究與創(chuàng)造發(fā)明相結合，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依然浪擲于以八股求利祿之中，無法開啟中國的工業(yè)化進程。歷史一再證明：開放包容則興，自大封閉則衰。中華文化的發(fā)展不僅來自對本民族文化的充分自信，更是注重與世界其他優(yōu)秀文化交流互鑒的結果。正是在近代付出慘重代價后，中國人的精神在壓抑中爆發(fā)、在挫折中提升，終于迎來中華文化的新發(fā)展，也迎來民族復興的光明前景。歷史啟示我們，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需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作為學者，我們研究中華文化、探究中華文化精神，切不可坐在書齋里，而要植根大地、連通地氣。精致的瓷碟只能培育出綠豆芽，廣闊的大地才能生長出參天大樹。學術研究也是如此。為此，有必要提倡“五學法門”，即眼學、耳學、手學、腳學、心學。所謂“腳學”，就是要堅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注重田野調查，以雙腳丈量寫在大地上的中華文化血脈。就算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學，我們也要用好“腳學”，通過田野調查形成“文學地理學”。這種方法接地氣，可以形成文學與地理關系上的“七巧板效應”。通過田野調查，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的少數(shù)民族史詩屬于草原史詩、高原史詩、山地史詩，因而不同于古希臘的海洋城邦史詩、印度的熱帶雨林史詩。當然，注重田野調查并不是說可以忽視深厚精深的材料文獻，研究中華文化需要以豐富的文獻材料為支撐。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澳門大學講座教授）